文/本刊记者  宋慧敏    开篇摄影/杨子宸     资料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他不介意“张艺谋御用录音师”这个称呼，认为只有做好自己的本分才能说事儿，其他都是“瞎扯”。于是，他在距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五个月前，临危受命，被张艺谋急速从《功夫之王》澳洲片场召回启用，担当奥运会开闭幕式音效设计。

　　作为上海人，他讨厌上海人的一些保守做法，喜欢北京自由的生活方式；却信守着一个上海人的做事原则。因此，他不愿以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同学自居，不会拿大家20多年的合作关系说事儿！言语间，他又透着北京爷们儿的范儿，印着第五代电影人的心迹，“别含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这就是陶经，他被称为第五代电影人的“耳朵”，更有着“中国电影第一录音师”之称。

　　学会妥协才会抓住重要的东西

　　有人说经历过文革的第五代电影人，他们曾经上山下乡，看过生生死死，历经大浪淘沙而走出来，骨子里有着一种特有的霸气。面对外界的各种评论，他们似乎都不为所动：“无论你怎么说我如何农民，大、小片咱们照样一部接一部拍，奥运会咱们也绝不含糊！”这是张艺谋的气概。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风波，似乎也没有动摇陈凯歌的信念。“不成功，没关系，咱们接着再来，《梅兰芳》不是照样赢得了票房！”这是陈凯歌的经历。在陶经眼中，两位导演的气魄代表着他们当年“北影78级”的气质，“不服输！”

　　那时候的电影学院在北京郊外的朱辛庄，晚上8：30以后就没有进城的公交车了。“我们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就是同学们聚在一起争论，不仅仅是谈论电影，更多的时候会讨论政治！”于是，“争论”成了当时非常重要的一课。争论中很多谬误的不清晰的东西就会明白，甚至擦出超越自身能力的火花。有的人逻辑性特别强，有的人擅长声情并茂，有人记人记事能力让人瞠目结舌，还有的用体力打持久战，最终他有力气说了最后一句话而占了上风。“每个人都不可能服气的，为了在下次争论中取胜，私下就会不断反思并且饿补知识，找到支撑自己的观点，争取下次辩赢对方！”在陶经心中，这一经历对于“78级”电影人的后来发展有着不小的功劳。

　　不过，大学毕业后，担任电影录音师的陶经，谈到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的合作时，却一再强调，作为电影的声音创作者不能作太彰显个人的个性喜好，坚持或者放弃，都不如妥协来得更智慧。“毕竟，电影要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便需要有独特的精神世界、独特的情感、独特的风格，这样才能打动观众、带给人们真正的精神盛宴。电影又不像绘画，它不可能完全通过一个人创作完成，而需要导演、美术、摄影、录音、演员等等众人合力完成，那么要想达到统一，每个人就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如果每个人都要彰显自己的创作风格，可想而知出来的作品会怎样！”

　　自《英雄》之后，中国电影开始了产业化的制作方式。“进入公司化的规模管理，就好比启动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我们只是促进机器顺利运转中的一个个零件。如果你非要特别，为了彰显自己而与众不同，那么本来运转很畅通的机器，就因为这一个突出的零件，很可能就功亏一篑了。”

　　在陶经看来，学会妥协才会抓住重要的东西。在参与《功夫之王》的制作过程中，因为是第一次参与和美国人合作的片子。“在声音制作上，西方要求比较直接和单一，这在东方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我必须要接受。因为北美的年轻观众需要单一、需要经常有音乐的刺激。而声音动效的细节，如有很东方形而上的设计，美国观众观看时就会变得糊涂。那么我就需要在二者之中平衡。其中一场精彩的打斗戏，整个背景声音随着打斗式样的变化而有强烈设计的变化，东方人听了才会兴奋。但考虑到西方人对音乐的坚持，我就舍弃了鹤拳独特的水、鸟、风吹芦苇的背景声，而极致地做了其它两个拳法的打斗背景声音。”陶经谈到，妥协是要讲究学问的，在坚持的过程中，学会舍弃，但不能拿原则去交换。

　　关系VS情感

　　在国产大片中，自《英雄》开始，观众们开始注意到国产电影中音效的特殊渲染力。在《英雄》片尾，万箭齐发，射穿瓦片、钉在木柱上、椅子上、人身上，透过各种声音而感触到那种揪心的疼痛感，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作为这一杰作的创作者陶经，谈到声音效果的设计时，满腹感情，“当时，我在想箭射出去以后，它应该像一群魔鬼扑了出去。所以在这一段我加上了海豚的叫声，因为想来想去海豚的声音跟箭飞行的声音有些相像。这样让人感觉箭是有灵性的东西，像凌厉的小魔鬼一样刺了出去。”声音也是讲究情感的。因此，在奥运会开幕式挑选演员中，他不太看重某个人的声音好听不好听，更看重的是这个人声带里面发出来的声音给人什么感觉和情感，“现在，很多演员在声音上应该再‘放’下来一点，别提着气，打开饱满的共鸣腔‘你妈让我来看看你⋯⋯’(中气十足)，这个不行。观众一看你这个人纯粹是神经病，最起码不真诚。最生动的表现就是要传达出一种最真实、有诚意的情感，哪怕饰演一个坏人，甚至是在演一部夸张的喜剧。”

　　在这种艺术创作氛围中，不乏性情中人，在日常的人与人交往中更多几分感性。而陶经作为上海人却显得过于理性，他一直恪守着上海人的处事态度：人与人之间先要搞清关系，认清利益点，接下来才能谈到情感。因此，在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多年的合作中，他认为没有必要拿同学关系说事儿，大家在一起合作，只有导演和录音师的合作关系，其它都是合作之外的事儿。“像我跟凯歌和老谋的合作比较多，但你会发现私交再怎么好，做片子坚持原则都是第一位的！是不加任何这种情绪和感情色彩的，不然搞不清自己的位置关系，对大家可能都不利！”

　　在与陶经交谈中，他会反复谈到规矩、规则。就比如他不喜欢喝大酒，“吃相很难看，才第一次见面，很多人只要到了酒桌上，就一下子以哥啊、妹啊相称，酒醉之后更放出大话，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话。曾经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好像终于发现两个人DNA一样似的，表现得特有感情。于是，很多充满泡沫的许诺和不能公开的交易也便产生了！很多规则便也被打破了。”在陶经看来，“没有认清彼此的关系前，便一起‘袒胸露腹的’共事，这是一种赌注。也许我的上海处事原则，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显得有些冷漠，但总比最终被所谓信任的‘情感’伤害或感受无限的虚伪要好得多。”

　　表扬“辛苦”是最差的认可

　　画家陈丹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第五代电影人虽然最早在国际上拿奖，其实在电影意识上到很晚才比较国际化、比较靠谱。他们到中年才明白电影就是票房、是娱乐，此前都把电影当成很严肃的文艺问题。曾经特殊的时代注定了这代人的特质。因此，在谈到第五代电影人的成长印记时，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总是绕不过的话题。这段历史在这一代人身上形成了深刻的烙印：革命精神！不服输！

　　作为亲历者，陶经身上依然保持着那股劲儿。当他看到剧组里一些年轻的工作人员抱怨脏和累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批评。“脏么？累么？比这脏、累不知多少倍的活，咱们都干过！”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前，陶经曾经在上海一个叫“星火农场”的地方劳动三年，经历过体力上的超负荷支撑、心理上忍受巨大压力的历练。这段经历，让陶经觉得是他们这代人特有的财富，永远都不会低头！

　　当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公司化制作之前，都是导演中心制，其次是美术、摄影、录音等主创，录音在当时剧组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公司化讲求的是商业价值，除了知名导演，明星演员、制片人的位置自然是最靠前的！”对于这种位置反差，陶经觉得很自然，“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好，现在对于每个人而言，就是要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有商业价值！”

　　在陶经的心中，至今都认为1987年他和陈凯歌合作的《孩子王》，是一部非常纯粹的电影，现在不可能再有那种纯粹了。伴随着商业化时代的到来，商业价值的最大反馈就是结果导向，结果就是以创造的经济利润为唯一衡量标准。作为声音总监，陶经更坚定的信守这一理念。不过，他与人的交往方式是鼓励式的，“你说得很准确！”、“你说得太对了！”、“你的想法很不错！”这些无意间使人充满信心的鼓励，让听者会更加振奋。

　　在更多工作环节中，我们听到最多的鼓励也许就是，“你很辛苦！”对于这句平时的慰问句，陶经却大力反对，“这种话太坏了！一句辛苦就抹去了你身上所有的才华、以及你在工作中凸现出的创意！ ”在陶经的概念里，辛苦是做成一件事情之前的最低层阶段，而做成一件事更多时候靠的是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创意。而这种看似夸赞，实则贬损的定位，是调动人们发挥创造力的最大阻碍。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而是隐藏了很久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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