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译者/管婧

　　工作时长和高压力环境以及风险性让潜在进入者失去了兴趣。20年前起步的年轻人当时不可能想到，投资银行家的收入会比国家法官或大学校长高多少。

　　“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观点一度点燃了资本主义批评者的怒火，更曾令某些有钱人感到一阵带愧疚。假若只是如此简单就好了。谢天谢地，伦敦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如此深入的了解，例如最近该所进行了英国贫穷与贫富不均(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UK)调查。我对其唯一不满的地方，是它仿效学术界使用了“贫富不均”这个意味深长的词汇。

　　此项调查的主要发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撒切尔(Thatcher)时期，衡量贫富不均的所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我更喜欢称之为歪斜指数)“显著”上升，但在梅杰(Major)和布莱尔(Blair)时期几乎没有变化，保持在历史高位。在布莱尔时期，综合各年情况来看，如果将所有家庭分为5等份，每份家庭税后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增长都相当均衡。按照收入低于1996-1997年中层公民收入60%的定义，绝对贫穷家庭的比例从25%降至13%。但是，要实现到2010-2011年将(相对)贫困儿童人数减半的目标，每年还需增加近30亿英镑(合60亿美元)的公共支出。

　　然而，财政研究所最惊人的发现是，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而超富有的0.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由于这些富有人群的收入与股市和金融形势密切相关，以后的估计数据可能会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逆转，从而使贫富更加“平均”，给失业人群带来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伊恩•迪尤-贝克(Ian Dew-Becker)在其调查报告《关于美国贫富差距加剧的争议》中，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英国的趋势与美国颇为相似，只是也许不那么极端。两位作者对3类高收入群体进行了区分。第一类是超级明星，例如体育明星或演艺明星，在这些领域，技术进步放大了顶尖人物的影响力，降低了对“不那么优秀的人”的需求。第二类是专业人士，包括律师、银行家和对冲基金经理。第三类是首席执行官，同类人的互惠互利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这些群体中至少一部分人的极高收入，似乎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个最基本的学说截然相悖：非竞争群体的绝对优势趋于相等。这意味着，在竞争的作用力下，例如更多劳动者进入高酬劳行业，退出低酬劳的行业(或没有接替者)，不同职业的实际优势往往会相同。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务员，他们的收入远低于商业公司级别相同的人，但可以通过职业稳定性、挑战性低和与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得到补偿。

　　那么，为什么尝试进入者的竞争没能抑制报酬的不断上升？凭借先天禀赋(当然还有决心和野心的帮助)，超级明星的确构成了一个非竞争群体。更令人困惑的是另外两类人。如果银行和投资机构的高层，只是从有限几所院校毕业的有身分者的狭窄圈子，默认的准入门槛也许很能说明问题。但只要去主要金融中心的酒吧坐坐，就可以确定这些门槛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可能的情况是，工作时长和高压力环境以及风险性让潜在进入者失去了兴趣。这也有可能是个时机问题。最富有群体只是在最近才获得了真正惊人的收入；谁知道他们能延续多久呢？需要考虑的还有运气的因素。20年前起步的年轻人当时不可能想到，投资银行家的收入会比国家法官或大学校长高多少。

　　我预感，事态的发展会让许多这些要素日渐清晰。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超级明星的收入和中彩票大奖存在运气因素，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富有的职业和金融领域人士也存在同样的因素？

　　最富有群体的纳税额应高得多，这种看法的主要论据是，它能为再分配提供大笔资金。财政研究所估计，在2004-2005年，英国最富有的0.1%成人平均税前年收入为78万英镑，平均缴纳的所得税率为35%。如果将他们贡献的税款增加一倍，平均分配给2950万纳税人，每人每年可获得870英镑，即每周17英镑。这不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目，但不需要太多的抑制作用、移民出境、或是富人的避税行为，这笔钱就会被完全抹掉。帮助最贫穷人群有一种更加安全但不太受欢迎的方式，那就是在所有收入阶层都适度提高税率——或有选择地削减公共开支。不可否认，这种方式不能为羡慕和嫉妒心理提供同样的发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