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产的幸福虚幻

　　本报记者 刘鹤翔

　　30-50岁的社会中坚阶层感觉最不幸福 中产生活趣味远未建立起来　　

　　“中产”有了钱却不知道如何消费，他们可以去听歌剧、看演出、出席时尚发布，也可以去探险、旅游，到国外度假。但很显然，中国的财富还在大跃进，这些人还在疯狂地积累。西方国家已经有过反中产阶级趣味的思潮，而在中国，这个阶层的趣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今年初，首都经贸大学统计学院发布了第一份《北京市社会生活指数》，这个耗时3个多月完成的调查项目，得出一个结果：以指数值100为标准的统计中，北京人的“幸福指数”为70.30-50年龄段的社会中坚力量，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期望较高，幸福感相对较低。

　　学历越高越不幸福？

　　“科研任务越来越重了，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很多同事都说，我们这些在大学里当老师的人越来越不幸福了。”

　　张传保是首都经贸大学统计系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也是这次“北京生活指数调查”的主持者之一。在对《财经时报》谈起他的“新世纪”生活时不无郁闷地表示，现在“最挠头的事”就是科研任务。

　　“这些年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过去生存上举步维艰的学术期刊居然火起来了，特别是一些核心期刊，常常要加厚，要出增刊。原因只有一个，如今大学里的老师们都抢着要发论文，一年做多少课题，在核心期刊发多少文章，按教授、副教授、教师不同的级别，学校都有规定。就算你论文写得不错，也是要掏版面费的，一篇文章要花上一万元甚至更多。”

　　对于这种状况，张传保有些不满。在他这个级别，每年起码要做一个科研项目，在国家级的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教师们压力特别大，很多人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急功近利，做国家课题都有弄虚作假的。这样一来，论文是多了，可真正的科研成果却并不见多。”

　　张传保第二件“挠头的事”是儿子的教育。

　　他已经把5岁的儿子送进了北师大心理学系办的幼儿园，那是中国最早尝试蒙式幼儿教育的幼儿园，在北京算是第一流的，不过学费也不低，一年要两三万。过一两年儿子该读小学了，他得考虑给儿子找一所好学校，这要托人情，掏赞助费，“得想辙啊。”

　　一头是科研，一头是生活。“学校的收入只能算是中等收入，很多年轻人来学校工作，马上就面临买房、养孩子的压力。以前学校有福利分房，现在分房都货币化了。以北京的房价，靠工资肯定是买不起的。尽管学校也有一些优惠政策，但也得排队。”

　　2006年，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接近8800元/平方米，以高校教师每月四五千元的收入买商品房，肯定会不堪重负。张传保的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学历越高，幸福感越低。

　　白领的危机

　　记者见到程成时，他刚刚从顺义的乔波滑雪馆回来。32岁的程成是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经理，他身后的书架上摆满了资料夹和书。程成说他四年中只看过两本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和《没有任何借口》，此外就是翻翻报纸和杂志。

　　“我们这类人真正的休闲很少，平时有空的时候无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去去咖啡馆、酒吧、KTV之类的地方，像滑雪这样的户外活动，一年也就一两回。”

　　在很多同事的眼里，程成已经算得上成功，他在四环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里有一套房子，每天早晨，开着帕萨特到坐落在三环边的公司上班。不过程成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资产。“你只有一套房子，房价再怎么涨，也不能算你的资产增加，你总不能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吧。”

　　程成在过去十多年里，一步步地解决了生存的问题，2001年的时候他还没地方住呢，是“月光族”，买一个笔记本电脑花掉了一年的积蓄，然后又花三年时间，挣来了一套房子的首付，再后来又花两年买了辆车。

　　在现在这个业务岗位上，程成觉得他的“奶酪”随时会有人来动，“做广告公司每天都有关门的，客户的单子今年还在你手里，到明年可能就不在了。而且利润也越来越薄，前些年，接一单电视广告可能有两三个点的利润，现在一个点都不到。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往全国各地的企业跑，为了找新客户。”

　　再向后看，程成觉得压力正在纷至沓来。“要结婚，要养孩子，还有我现在住的房子也太小了。”

　　大概是因为每天开车的缘故，程成随后说起了交通。“现在北京的二三环之间，高峰时段的车速不到10公里/小时，比自行车还要慢。车里的人都心急火燎，人人都不安分，不能停。

　　生活很无趣

　　“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张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这是《中国富人报告》里对一个美国式中产阶级标本的描述。

　　“在北美，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充分的闲暇享受生活，能够过EASYLIFE(简单的生活)；但在北京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生存压力很大，到底谁是中产阶级，这个身份还很模糊。即使是我们这些在大学教书的人，要说幸福程度，指数值连70都达不到，和欧美那些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得很远。”张传保说。

　　“周围的人几乎都是在谈商业的话题、钱的话题，公车上、地铁里的闲言杂语都离不开这些。你去坐地铁，会发现里面很少有人看书，最多是看些考试的、关于处世之道的书，更多的人在看报纸，疯狂地吸收垃圾信息，这就是眼下北京人的状态和水准。”艺术家高氏兄弟对记者说。

　　在高氏看来，北京的中产阶级很无趣。“你很难想象他们会很闲适地在街上步行，所谓逛街无非就是逛商店，他们不会流连于文化景观而是去了商业步行街，一切都和消费有关。”

　　“很多人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崛起。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群体存在。而西方中产阶级的所指，并不仅仅是有些钱，这个群体的生活内容包含了对文化的消费和认知。我们觉得中国压根就没有中产阶级，因为它还仅仅是一种财富概念。”

　　高氏的工作室设在798艺术区，和很多中产阶级有过接触，高氏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的“那种爆发户心态”，“有钱的人不懂艺术品，懂艺术品的人没有钱。没有人把买艺术品、欣赏艺术品当作一种生活内容，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赚钱的方式。”

　　在高氏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了钱也还不知道怎么消费，他们可以去听歌剧、看话剧、去大戏院听戏，也可以去探险、到国外搞深度旅游。“但很显然，中国的财富还在大跃进，这些人还在疯狂地积累。西方国家已经有过反中产阶级趣味的思潮，而在中国，中产阶级趣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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