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捐赠为中国公益加油

　　- 本报记者 程芬 综合报道

　　2006年，富豪们在中国不约而同参加了一场“爱心PK赛”。这场赛事在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的倾囊一捐中拉开序幕、又在香港恒基兆业地产主席李兆基的“温暖”中完美谢幕。此间，台湾潘氏企业集团董事长潘方仁、台湾首富郭台铭、合生创展集团董事局主席朱孟依、杭州道远集团董事长裘德道、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网易总裁丁磊、新加坡邱德拔基金、国家电网公司等大腕轮番登场，各自献了一出令人瞩目的好戏。

　　他们的慈善招数和青睐对象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道具都一样——数以亿计的财富。

　　谁最慷慨？揭密天文数字“障眼法”

　　2006年度的亿元捐赠，操作各有奥妙，实际到账的数字也有很大出入。

　　在2006年年底的一次采访中，牛根生透露，按照目前的股价计算，他和家人所捐股份的市值已经突破25亿元。

　　而在2006年2月9日，牛根生捐出内蒙古蒙牛集团2%的股权时，其市值大约只有2.4亿元。若按照牛根生2005年承诺的“裸捐”的方式，他所持的10%股权的市值也不过10亿多元。

　　不管是25亿元2.4亿元，这都只是“纸上财富”。实际上，不管市值怎么波动，“老牛专项基金”不会把这些股份直接卖掉变成现钱，而是用这些股份每年所产生的红利资助社会公益事业。

　　记者了解到，2006年3月，“老牛专项基金”的账上还只有牛根生所捐的910万红利，而到年底，牛根生捐股产生的红利，加上蒙牛管理层成员的捐款，目前账面上已有2亿多元，而且他还表示“所捐股份产生的红利，以后每年都会增加”。

　　事实已经证明，牛根生所捐的股票比等值支票更有价值，但是，也有些“亿万捐赠”只能化作“涓涓细流”积累数年后才能“汇成大海”如数兑现。

　　去年9月，杭州道远化纤集团董事长裘德道在50岁生日当天，捐资1亿元人民币作为留本冠名慈善基金，这是浙江省迄今为止单笔数额最大的慈善捐款。

　　请注意：通过“留本冠名”设立慈善基金，企业实际上没有捐出本金，而是通过生产、经营，使本金增值，然后每年按比例提出善款。因此，道远基金这1亿元是本金，实际上裘德道捐出的是每年增值的1260万元。

　　无独有偶，11月2日，高举企业社会责任大旗的国家电网公司也抛出了“亿元捐赠”的大手笔，但是，人们发现，这份总额达2.4亿元的爱心捐赠跨越三年，而且这杯羹要由希望工程、助老、助残三个项目分享。

　　12月22日，美国廖凯原基金会主席廖凯原与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签署协议，宣布廖凯将向北京大学捐赠1.235亿元人民币，这是继2005年4月捐赠5320万元人民币之后，廖凯原基金会给予北京大学的又一笔大额捐赠。

　　根据协议，廖凯原此次捐赠中的1000万元用于设立法律-公共管理和经济-公共管理双聘讲席教授，2000万元用于设立政治、经济和法律研究所，支持跨学科研究，3100万元将用于法学院大楼的设计和建设，而分量最大、用于设立奖教金和奖学金的6250万元，要在今后50年内对“北大十佳教师”和优秀学生进行奖励。

　　“这份协议时间跨度长达50年，甚至超出了在座很多人的生命界限。”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深有感触地说：“可谓是A life-time commitment。”

　　为什么捐赠？ 不仅是两个美国人的启示

　　2005年12月28日，慈善家、世纪金源集团董事长黄如论向福建江夏百姓医疗救助基金会捐赠1亿元，用于资助福建患病贫困人口。

　　这一善举，在当时传为美谈。此前，除了霍英东、李嘉诚这样有实力和爱心的华人巨富书写爱心壮举，宝钢、华远集团出资1亿元设立非公墓基金外，亿元捐赠在中国廖若晨星。

　　2006年度，国际公益界最令人振奋的事件，莫过于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向5个慈善基金会捐出约375亿美元的善款，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慈善捐款。

　　巴菲特准备将捐款中的约300亿美元捐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此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已为他们的基金会捐赠近300亿美元，而且盖茨还宣布今后两年淡出微软业务，把主要精力用在慈善事业上。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树立的榜样力量，已经跨越太平洋，影响了一批中国富豪：华人首富李嘉诚宣布将把1/3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牛根生捐股的受益对象最初定位为“中国奶业”，后来“借鉴了比尔·盖茨基金、洛克菲勒基金及李嘉诚基金的成功操作模式”，调整为“面向全社会的医疗事业和教育事业”；裘德道捐资1亿元，也称“我会像比尔·盖茨那样，把大部分资产捐出来，用于关爱白血病患者。”

　　受巴菲特影响最大的，是以62.01万美元价格中标“股神”公益午餐的段永平。虽然竞标午餐募集善款主要用于资助贫困和无家可归者，但是消息传到国内的时候，依然挡不住恶评如潮。“段永平有钱了，怎么尽往国外砸？一顿饭吃掉1600个中国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他像白求恩那样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把取之于中国的财富舍近求远地赠予外邦。”有人称段永平为“段菲特”、“段求恩”，大多口吻讥讽。

　　段永平无奈，也许正是这种无奈，促使他联合丁磊向浙江大学捐赠4000万美元。

　　这是浙江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在国内教育界也绝无仅有。据说，这笔巨资实际上是“筹集募捐”，背后还有很多捐赠者不愿露面，丁磊在段永平反复游说下才“挺身而出”。

　　面对媒体，段永平、丁磊表示，“国内捐赠大环境不好，压力很大。”不过，丁磊的最终亮相，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捐赠人心态和国内环境的进步。至少，他们的老乡裘德道成立道远基金，与中国慈善界推出“留本捐息型基金”的创新有直接关系。

　　“与捐赠本金的方式相比，留本捐息更容易被企业家接受。”浙江临安慈善总会一位负责人解释，要企业一次捐出几千万上亿元可能会有困难，但是这种方式相当于企业在5年甚至10年间捐出这些钱，压力不会太大。

　　业内人士认为，留本捐息型基金的出现与现行的税收政策也有关联。根据有关规定，除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20多家全国性慈善组织捐赠的“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部扣除”外，“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捐款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就出现了企业捐赠越多、纳税也就越多的情况。如果企业选择设立留本捐息型慈善基金，每年实际捐赠金额都在几百万、千万元，这个数字常常不到企业利润的3%，这样既了却了企业回报社会的意愿，也相对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对于2006年大额捐赠增多的现象，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认为：1.2004年出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初见成效，该条例为民间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制度渠道；2.近年来国内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吁，影响开始显现；3.国际潮流的影响，如盖茨、巴菲特等的示范作用；4.国内财富急剧增长，企业家财富增多，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是基础；5.政府提出构建

和谐社会，倡导慈善事业。

　　亿元捐赠怎么花？ 巨额捐赠促使NPO进化

　　11月7日，“老牛专项基金”召开一届二次理事会，确定了一个“15字方针”：“高目标，广受益，多渠道，定规划，紧跟踪”，其中，“定规划”是指资金使用要有计划、有流程、重效用，既要集中资源办大事，又要适当兼顾“无人关注的角落”；“紧跟踪”指凡基金资助的公益项目，都要跟踪到“终端受益人或机构”，要有档案、有手续、有凭证、有反馈，防止各环节出现任何不到位现象。

　　这种详细具体的操作办法，对于一个一年前还不能确定受益对象的机构来说，显然是极大的进步。

　　裘德道在解释捐赠动机的时候，曾经说过要做一个慈善品牌。为此，他把帮助对象锁定在贫困白血病患者和贫困大学生身上。道远基金承诺，每年不少于1260万元的增值部分中，留出1000万元的白血病专项救助款项，针对人群为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浙江本省常住人员，必须具有定点

医院(浙医一院)出具的配对成功等医疗证明，主要资助家庭困难者(特困户、低保户)。

　　据道远基金会介绍，从2006年10月1日正式运行的两个月时间，基金就已资助10名白血病患者，资助善款共95万元——这样的效率，也非传统慈善机构轻易达到。

　　“企业家的思维里有效率、效果两个坐标。”一位网友认为，“他们不会把血汗钱一捐了之，而是想办法让这笔钱发挥效益。”

　　牛根生、裘德道如此，段永平、丁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捐赠的4000万美元，给基金管理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据了解，这4000万美元中，只有一半直接用于公益项目——1400万美元在浙大设立助学基金；450万美元认捐浙大紫金港校区

图书馆大楼；80万美元设立“段永平奖学金”；50万美元资助“浙江大学贫困学生助学基金”；20万美元资助浙大信电系建设——另外2000万美元被用作设立等额配比基金。

　　“这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来的做法。”段永平说，这意味着，10年内，浙大要从其他渠道募集到2000万美元，才能完全支配这笔基金，而且，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捐资教育，段永平还大力鼓励小额捐赠，不超过100万美元的单笔项目才能列入配比基金的统计范畴。

　　“在当前不成熟的捐赠文化背景下，这个任务是一项大挑战。”浙江大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美凤称，浙大今后10年要筹集到2000万美元、至少20个项目的社会捐资，才能支配段永平的配比基金。而在我国，高校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型基金会”，不得在公共场所自行组织社会募资活动。

　　段永平不仅给母校使用捐赠设立了“门槛”，也别出心裁调整了助学规则。目前，国内很多助学善款都属于“免费午餐”，但是段永平捐赠设立的1400万美元助学基金，需要被资助人在10年后偿还本金和利息。

　　“此举希望基金是可持续的行为，依靠还款，基金以接力棒的方式循环运营下去；而且，10年时间，足够学生经济独立后归还所借，”两位捐赠人解释，“这样对他们的自立习惯、回报社会的责任心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