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间阶层的典型生活

　　本报记者曲力秋

　　新社会阶层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民营企业家阶层和“新中间阶层”。我们看到：“新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屏障，不满足于现状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创业冲动，将使未来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知识型企业家人数大大增加

　　关心安全的问题

　　人物：李长城，37岁，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副教授、北京威灵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1998年，李长城获北京大学法学系硕士学位，那一年，他刚好30岁。几个月后，他成为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的一名教师。在当时，这样的职业并不被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才俊们看好：收入低、清苦、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压力，大学教师给人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印象。在这样的现实抉择中，李长城的很多同学都去了证券公司、法院或部委机关。

　　李长城本来也可以选择到那些收入更高的企业或更让人欣羡的部委机关工作，但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他不喜欢做官，在他看来，在这样的机构中，个人的张力太小，没有自我，而且，政府机关收入低，如果违背良心地做一些以权谋私的事又会觉得很痛苦。

　　李长城读研究生期间，律师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业。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多种所有制主体开始在我国大量涌现，这些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的纠纷靠传统的行政力量已无法解决，必须通过法律手段才能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社会对律师的需求与日俱增。

　　“我们做学生时看到很多老师到外面做兼职律师，他们整天开着车，生活的很滋润，这令我们十分羡慕。而且我觉得做大学教师可以在讲台上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会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

　　李长城在首都经贸大学给学生开的课程叫《律师实务》，这样的课程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对律师的实际业务有着切身的了解和体会。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大学教师可以做正式注册律师”的规定，又为他日后成为兼职律师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

　　“一般来讲，在大学里，大学教师在校外兼职是不被禁止的，但只有法律系的老师才有这种制度性的通道去从事第二职业。所以，教师职业和律师职业并举，几乎是所有大学法律系的一种普遍的现象。”

　　律师的职业生涯通常是从挂靠在某个律师事务所开始的，李长城也不例外。由于大学老师的专业功底较为扎实，所教的学生又可能成为日后办案的关系资源，因此，一般的律师事务所大都愿意接受一些像李长城这样的大学老师做兼职律师。李长城最终选择了现在任职的北京威灵律师事务所。

　　“在中国做律师很不容易。国外的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一个案子通常只有这个律师或这类律师能做，别人做不了。但在中国，建国以后，一直是按照‘法律不要太多、要让老百姓能看懂’这样的思路来立法。这导致在办案过程中，律师的专业性作用大大降低，法院的弹性和操作空间却很大。所以很多人认为找律师不如直接找法官。这无形中加大了律师在寻找案源和收费的难度。”李长城说。

　　但李长城还是一点点把自己做了出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拥有了一批较为稳定的客户群，随着合作时间的增加，这些客户对他的认可度在不断地提高。2000年，李长城由原来的兼职律师成为威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

　　已经有了两辆车和两套住房的李长城有着强烈的参与国家管理和社区管理的愿望。他购买的办公用房，在北京市方庄小区芳群公寓内。这所公寓曾是方庄小区最早开盘、档次最高的高级公寓，由于公寓的物业管理始终不尽如人意，业主们怨声载道。今年3月，李长城开始为成立芳群公寓的业主委员会四处奔波。作为倡议者和发起人，李长城说，在目前个人参与国家管理的渠道还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民主的萌芽最有可能从社区开始萌发。

　　“物业是每个业主的利益所在，你不去关心它，它的价值就会贬值，你的全部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过去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提倡重集体轻个人，

　　所以很多人没有权利意识。但是成为业主以后，这种权利意识就会复苏。”

　　李长城为成立业主委员会所做的努力完全是义务的。在他看来，这种付出并非徒劳无益。

　　“中国会逐渐实行普选制，将来在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芳群公寓的业主们很有可能最先选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有议政的能力，又信任我，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李长城现在已不需要再为生存问题困扰。大学教师的年收入在3万-4万元，而他做兼职律师的收入是这个数字的10倍左右。2004年，李长城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律师。

　　由于每一个客户都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而不是通过行政力量换来的。李长城对自己的评价不低，尽管这样，他仍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安全是我最关心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的规则不是很完整，一些公共场所经常发生大规模的行凶伤人事件。我现在教育孩子不光是让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而且还要教育他即使对自己熟悉的人也要提防。可以想像，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安全感。”

　　点评：以李长城为代表的中产者在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参与冲动和热情，表明了“新中间阶层”的民主意识不再是建立在空洞的激情之上，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

　　满足现在的生活

　　人物：戴霞，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北区项目管理总监

　　戴霞大学毕业的1983年，当兵从军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因为从小就对军营充满了向往，所以在选择毕业去向时，戴霞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当兵。那一年，大学毕业生中能进入部队的指标只有3%，但漂亮又品学兼优的她还是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戴霞在大学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专业，当兵后，她先是在一家部队院校当了8年的老师，然后又调到一家情报研究所从事外军电信动态的翻译工作。这样一晃十几年下来，戴霞产生了换一种活法的念头。

　　“我这个人不喜欢被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在部队，每天都有很多的条例和条令要遵循，没有自由感，再说当了十多年的兵也觉得这个兵当得差不多了。”

　　1998年，戴霞从部队转业。当时，她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要到外企工作的愿望。她先是被分到国务院下属的一家国有企业，但报到后感觉自己和那儿的环境格格不入，恰在这时，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把她介绍给全球著名的电信公司———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经过一番测试，戴霞成为令人艳羡的外企员工。

　　朗讯给戴霞的感受是全新的。作为全球最领先的电信公司，朗讯当时正处于快速上升期。无论是员工的精

　　神面貌还是老板们的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国内机构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朗讯一年时间里做的事情比在国内机构五年做的还多。美国公司的管理方式很先进，它让每个员工都有动力，业余时间里，大家都在努力地学习新东西。”

　　戴霞觉得自己在朗讯成长的很快，她的工作是负责项目售后验收。因为公司实行的是目标管理，所以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尽管工作节奏很快，压力也挺大，但戴霞觉得工作环境让人开心、压力也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在外企，像戴霞这样的资深员工，年薪通常在30万元左右(税前)。这样的薪水即使是在北京这样消费颇高的大城市也算得上是中高偏上。戴霞说自己对生活挺满足的，没有太多的抱怨，因为没有合适的渠道，戴霞对政治和国家管理方面的事务没有太多的关注和参与热情。

　　这些年，外企中的一些精英分子辞职创业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戴霞的很多朋友也经常怂恿她做这样的尝试，但戴霞从未想过离开朗讯，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我这个人不喜欢承受太大的压力，自己开公司要操的心太多。”

　　在企业工作的人大多会随市场的波动产生一种不安定感，2001年后，全球电信市场进入不景气状态。受这样大环境的影响，朗讯也面临重组、合并，尽管公司处于大的动荡期，戴霞并没有感到特别紧张。

　　“在外企工作过的人不会像下岗工人那样害怕失业，外企员工通常不会因为技能和知识不够、铁饭碗端的时间长了害怕竞争、害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在朗讯这样的公司工作过的人真的很好找工作，只要你不是特别在乎工资高点或低点。”

　　点评：较高的生活质量和文化修养，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使戴霞这样的中产者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这种温和的保守性，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的作用。

　　“希望政府变得更好”

　　人物：王以超，32岁，《财经》杂志记者

　　1999年，王以超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那些年，这所大学的青年学子们在选择毕业去向时更多地倾向于：出国、到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进公司。

　　王以超没有选择出国，一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二是申请国外大学和办理出国手续要花很多的钱，这对农村出来的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王以超也没有选择到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在做毕业论文期间，他曾在四川的一家科研机构实习过，在那里，他看到为了一篇论文的署名到底是把书记署在前面还是把所长署在前面，大家会明争暗

　　斗，而真正干事的人的名字反倒署在最后面。这让王以超对国内的研究机构非常失望。

　　王以超读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核电子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等离子体物理。这两个专业和他现在所从事的财经报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王以超在校时酷爱写作，其作品多次被北京青年报的《新闻竞标》栏目选中。这样的兴趣和爱好让他在选择工作时，很自然地把目光盯准了媒体。

　　王以超最先把简历投给《南方周末》，为此，他还专门去了一趟广州，但广州之行让他感到《南方周末》似乎更适合比较成熟的记者。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进入《羊城晚报》科教文化部，负责科技和教育的报道。

　　王以超在《羊城晚报》只做了一年便离开了那里。此后，他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新闻社经济部的一名记者，在这里，他开始尝试并逐渐喜欢上了经济报道。但“中新社”的传统体制以及低微的薪水让王以超再度萌生去意。

　　“我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跳槽的人，我比较喜欢单纯地考虑业务上的事情，如果工作气氛和谐，我还是愿意在一个单位长期做下去的。”

　　2001年10月，王以超成为《财经》杂志的记者。作为全国最著名的财经杂志，《财经》给了王以超一种处于华山之巅的感觉，在这里，他找到了职业荣誉感。

　　“对于记者来说，《财经》可以说是最好的平台，它的报道比较职业化，不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只要新闻事实准确就可以。在《财经》，我们最主要的学习对象不是国内媒体，而是《纽约时报》的经济报道，他们做的报道很专业、很成熟。”

　　在《财经》这样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中，一个主力记者的月收入通常会在8000-10000元之间。王以超说他对现状比较满意，很想在《财经》长期做下去。

　　“西方国家的记者在一家媒体连续做几十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它们媒体的专业化分工非常细，门槛很高，所以，要做到主流媒体的记者很不容易。中国媒体还不够专业，记者们可以频繁地跳槽，一个人如果到退休时还是记者大家就会觉得不正常。”

　　王以超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新闻从业人员中会有那么多的短期行为，因为中国媒体的环境实在是不可预期，一家媒体可能会因为一篇文章而关门，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不知道10年后会怎样。

　　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对政治和国家事务有着较高的关注，虽然因为缺少现实的参与渠道，他的这种参与热情已经降低，但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文章对政府决策或多或少地有些影响。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一下子变过来，因为这会涉及到很多利益的分配，但能够往好的方向变一点，总比不变的强。”

　　点评：“新中间阶层”希望社会制度、法制进一步完善。与特权者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改革要求与愿望，是支持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新的社会基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创业冲动难以阻挡

　　人物：梁蓉，天泽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蓉始终认为只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把事情做好、做成。

　　1992年，当她毅然辞去国旅总社的工作时，她就是用这样的理由说服了自己的亲友。当时，到国旅总社这样的中国第一大旅行社做导游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收入高，经常有机会出国，但梁蓉对此却另有一番想法。

　　“做导游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小费和回扣，有时候我们把顾客拉到一个店里，一次就能拿一两万的回扣。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我却觉得这样的钱挣得虽然容易却很不舒服。”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梁蓉自幼接受的是正统教育，在她看来，人在年轻

　　的时候应该把精力更多地用在学习新知识上，只要学有所成，那些身外之物自然就会随之而来。带着这样的想法，她到了90年代初期在国内最具知名度的外企———飞利浦公司工作。

　　在飞利浦，梁蓉从事的是市场开拓业务，由于工作努力，两年后，她被公司派往美国接受培训。在美培训期间，梁蓉参加了GRE和TOFEL考试，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梁蓉也顺利地成为美国杨伯翰大学大众传播系的一名学生。

　　和很多在美国

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样，梁蓉走过的是这样一条发展轨迹：先在美国拿一个硕士学位，工作几年后，再到商学院攻读M BA，然后找一个年薪十几万美金的工作……从杨伯翰大学毕业后，杨蓉先后就职于香港卫星电视和亿唐网，2000年初，梁蓉再度赴美，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著名商学院(top-10)达顿D a rd en管理学院M BA班。

　　“商学院的授课有点像洗脑，它要求你必须不断地去寻求更高的目标，我以前其实是一个挺单纯、挺开心的人，但从商学院毕业时就已经是雄心勃勃了。”

　　梁蓉说她从未想过留在美国拿绿卡，“中国的机遇真的是很好，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年薪能拿到20多万美金就算是比较成功的了，很少有人能做到玻璃屋顶，我回来是为了寻求一种挑战、一种机遇和一种参与感。”

　　梁蓉从达顿管理学院毕业时，正赶上美国经济形势不好并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滑，那一年的M BA毕业生也因此成为最难找工作的一届毕业生。但梁蓉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被荷兰国际集团亚太投资银行部录取，据悉，她是该集团招收的第一个纯M BA毕业生，在此之前，该集团一般只在业内招收员工。

　　接下来的选择显得有些冲动，梁蓉再次辞去了薪水不菲的工作，开始将她的创业梦想付诸实际。2004年2月，她的天泽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正式对外挂牌。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激情，你不可能辞去年薪十几万美金的工作，也不可能承受创业过程中的种种艰苦。”

　　梁蓉的天泽传播公司，是一家专门为国内外金融机构提供战略咨询、客户关系管理和营销执行服务为一体的整合营销和传播咨询公司。在国外，这样的公司能够将业务做到几亿美金，梁蓉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希望在五六年后能够将公司做成上市公司。

　　“金融业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开放的行业之一，一旦放开一定会有很多机会，像汽车和电信这两个行业，在从不开放到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培育了多少个创业公司，UT-斯达康就是最好的例证。”

　　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梁蓉希望创业成功后，能够更多地参与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在美国留学期间，美国人民真诚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格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把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回来时发现吃了一张单，这张单的旁边贴着一张纸条，里面夹着20美金并留有这样一段话：‘也许你会因为吃了这张单而感到沮丧，希望这20元钱对你有所帮助’。这样的事情让我很受感动，所以，我觉得社会就该是互帮互助的。”

　　梁蓉同时强调，她目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把公司做大做强上，“比尔·盖茨也是在他的领域里成功以后才开始拿出很多资金回馈社会的，只有当你有了一定的能力和影响力，你才能带动一大批人，虽然我现在也可以参与这些公益事业，但就影响力和贡献来讲可能不如我成功以后做这些事的效果好。”

　　点评：“新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屏障，中产者不满足于现状的进取精神和强烈的创业冲动，将使未来中国企业家阶层中的知识型企业家人数大大增加，而他们曾在国际化大公司的工作经历，又为他们打造出的创业公司赋予了开阔的视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商业规则，这一切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