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如何破题

　　刚刚过去的重阳节传来一个信息：全国老龄委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1%，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

　　国际上对“老龄化”最简单的两条评判标准是：60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7%。中国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情况下，国未富，人先老，这使得养老问题成为中国面临的沉重负担。“未富先老”问题如何破解？众说纷纭。

　　老人生活自理问题日益突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表示，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长期照料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杜鹏教授的结论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4年和200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从1994年~2004年的10年间，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者的比例都有所上升。 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呈现提高的趋势，2005年这一数字为72.1岁。杜鹏教授分析，1994年和2004年的比较表明，中国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有所提高，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也有所增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反而下降了，而且该比重的差距随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高龄女性在这个方面尤其处于劣势。以数据为例，2004年全国男性老年人平均有1.5年需要照料，女性老年人平均为2.5年。

　　2004年，91.1%的老年人生活能够自理，有8.9%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以中国1.55亿老年人计算，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估计要超过1200万。

　　杜鹏教授说，在生育逐步稳定在低水平、家庭日益小型化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直接影响着亿万个家庭的养老和照料，对社会化为老年人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宁波海曙模式受肯定

　　《人民日报》报道，去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两岸四地社区服务交流大会上，宁波海曙区被有关机构评为全国唯一的“居家养老示范区”。其社会化养老模式得到专家一致肯定。

　　海曙区政府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建敬老院，全区70岁以上的困难老人都进去，要建200张标准床位的敬老院8个，财政需投入9000万元。政府财力杯水车薪，但又要必须解决“未富先老”的现实困难。从而逼出了“居家养老”模式。简而言之，“居家养老”的实现方式就是“走进去、走出来”。

　　所谓“走进去”是指政府为那些达到80岁以上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按每人每年2000元的标准购买服务，服务人员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每天上门服务至少1小时。“走出来”是指让大部分行动方便的老年人，走出“小家”，融入“大家”———每个社区建立带有日托服务功能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中心一般建有一个400平方米左右的老年之家，供老人在此“老有所乐”。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设了包括文化学习、心理咨询、保健治疗、慈善救助等六大类50多项免费或低偿服务项目，为老人提供送饭、洗澡、洗衣、巡视、陪送看病、清洁卫生、康复锻炼等个性化“一条龙”服务。海曙区还借助81890服务平台，别具匠心地设计出“一键通”电话机。事先将高危老人的姓名、住址、病史及子女、所在社区居委会的电话等资料输入信息系统，高危用户拿起话机后，如果连拨键或诉说都有困难时，8秒钟后，信息系统会自动接通并显示用户信息，有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即可实施救助。

　　一些专家认为，居家养老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需保持的主要养老方式，但苦于没有平台、没有抓手，这一主要养老方式在一些地方仍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处于“空转”状态。居家养老的关键在于社区养老服务，出路在于逐步形成“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养老互动模式。这是破解我国“未富先老”难题的希望所在。

　　《都市快报》也报道说，海曙区测算过，建立一个具有基本养老保障功能的养老机构，其一张床位的初期投入至少要5万元，如果考虑到日后的运作，还远不止这些。

　　“在上海，一个养老机构想运作起来，平均摊到一张床位的费用要10万元左右，”宁波海曙区星光敬老协会会长崔德海说，“这还不包括后期人员的培训和技术方面的投入。而如果采取居家养老，培养一位专业照护员的费用只有2000元左右，日后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院副所长杨建华还算出一笔感情账：“从感情上来分析，推广居家养老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功能，”杨建华说，“人一旦变老，就有一种落叶归根的心理，到了陌生的环境，很容易产生失落、惆怅、孤独的情绪。居家养老就可以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延续以往的社会网络，老人的心理会更健康。”

　　是否该延迟退休？

　　《中国财经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在工业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方法是延迟退休期和使劳动力队伍老龄化。美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欧盟一般是65岁，而我国将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定在50岁。有专家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中年人、老年人的年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现行的退休年龄，许多人其实还正处在知识储备最丰富的时期，此时退休，无疑是一种人才浪费。

　　最重要的是，推迟退休年龄将可大大缓解养老金不足的现状，大大减轻政府压力。

　　但是，延迟退休将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中国仍面临劳动力总量过剩的矛盾，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有一批中老年人要推迟“交班”，可能会导致一批年轻人得不到工作岗位，使本已严峻的就业压力雪上加霜。另外，大批“4050”人员也将更难实现再就业。

　　正是出于对这些负面影响的考虑，各国对延迟退休都采取谨慎、渐进的做法。美国政府在1983年就通过法律要将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直到2000年才真正开始实施。2003年，年满65岁的职工将延长工作两个月；2004年，年满65岁的职工将延长工作4个月；如此直至2015年，退休年龄被延长到67岁。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曾表示，对于延迟退休的问题，有关主管部门正在研究，目前尚无定论。

　　“以房养老”是否可行？

　　《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一位退休老人，除拥有一套住房外，没有或缺乏其他养老条件。那么，他可以选择将房子抵押给金融机构或者其他专门机构，每月从该机构领取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用于晚年改善生活之需。而在他去世后，这套房子就由该机构所有或处置。这就是“以房养老”的“倒按揭”模式。

　　不过，这种模式不仅在我国城市施行的现状并不乐观，而且人们对所谓“以房养老”模式仍存在着诸多误读。

　　中国

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认为，以房养老模式解决的只是谁给付养老金的问题，而不是谁来照顾老人的问题。老人在哪里养老，如何度过晚年时光，谁来照顾他们的起居，谁为他们排遣孤独，这些困扰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核心问题并不能因为“倒按揭”而得到妥善解决。

　　保险公司人士表示，最令人头疼的还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国内不允许金融混业，因此保险公司不被允许做反向按揭业务。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柴效武教授更倾向于让银行成为“反向抵押贷款”的介入者。柴教授认为，这种养老模式包括售房和养老两个步骤，合并在一起，直接由银行来办理。银行信用度相对较高，可以增加业务量，降低交易费用。银行如果愿意接受这项业务，一方面屋主将获得银行分期返还的房款，另一方面，银行的利润可能来自房屋未来的增值、原价和房屋未来价值之间的差额等等。

　　但国内银行机构同样也有困惑：这项业务要求银行主动地去经营房产。银行通过反向按揭，即使拿到了房产，但如何处置仍是个大问题。以往国内银行置房产都是被动的，都是处理的抵债房等

不良资产，而不是主动地去买卖房产。

　　如此看来，在我国推行“以房养老”模式的难点，不仅在于社会学者所担忧的养老观念，还有经济学者所分析的、更为复杂的现实操作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