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蓝领调查：70万元年薪招一高级钳工

　　本报记者：孙晨 杨锋磊 熊学慧 王晶

　　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群体，一方面因“稀缺”而被“重”用，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地位不高而被人忽视。

　　“技工荒”就像一种严重的贫血，它让国内制造企业失去了应有的色彩与活力。而这个痼疾之所以挥之不去，正是因为它的病灶——已经过时的教育培训体系。

　　一线调查

　　四大经济区域蓝领“断层”实录

　　本报记者 杨锋磊 熊学慧 王晶北京 广东 江西报道

　　“70万元年薪招一高级钳工！”

　　有消息称，因为长期招不到合适的技工，浙江一家企业不得不开出相当于高层管理者的大价钱，但最终“救火”的人选还是从国外请来的。

　　这不过是国内“技工荒”浪潮中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随着技术工人需求的剧增，用工单位的焦虑正在不断被放大，越来越多的企业难填技工缺口，国内的供应已经远远追不上需求。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出过万元月薪都不能招到高级技工。不久前，为找到一名“称心如意”的

汽车维修工，杭州一平汽车销售公司开出了“月薪上万”的优厚条件，但前来应聘且符合条件的却寥寥无几。倒是有几个刚毕业的本科生被吸引过来，但由于他们不懂修车，最后还是“悻悻”离去。

　　即使低技能岗位，在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也有很大缺口。

　　强烈的需求和供应的严重不足反映出中国蓝领“青黄不接”已到相当严重程度——农民工正成为新一代蓝领的主体，而传统蓝领“诞生”的摇篮(各种职业教育)正日益败落。

　　蓝领缺口越来越大

　　在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技工教育管理处处长葛国兴眼里，电工、钳工、车工、焊接、制冷工等都属于“蓝领”。葛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有技术含量的工人在广东也就几千人。如今，(广东省)技工缺口已经达到40万人，单靠职业教育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数字显示，2006年第二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为186万，求职人数120万，分别比上季度减少3%和7%左右，其中，数控技术工和车、铣、刨、模具工等技术“蓝领”明显供不应求，数控技术工的缺口超过10万人。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企业主分析说，随着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对于技工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目前农民工群体中，技工所占比例太小。

　　用工环境和工作待遇不够好也是造成珠三角地区用工短缺的主要原因。在广东一家鞋厂打工的阿辉说，(他所在的)工厂出现过女工晕倒在工作台的情况，工人们没有劳保防护用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会短命的。”阿辉说，虽然他已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但他并不打算再“进城”务工了，他已做好计划在家乡做一些小买卖。

　　据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调查，上海平均每位高级技工有7.33个岗位可供选择，普通技工月薪3000元~6000元，高级技工月薪则达一两万元。据了解，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比例为20%~40%，而我国还不到4%，缺口上千万人。

　　需求层次引导蓝领分流

　　虽然阿辉的很多乡亲都到邻近的

福建省务工，但闽东南地区企业所面临的“用工荒”困境并不亚于珠三角地区且有向经济、社会各层面蔓延之势。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福建本地以及外省入闽就业人员已达300多万，当地就业压力较大，但大量企业却招不到所需要人员，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位专家介绍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福建省众多中小企业的经营模式、产业水平、管理方式几年来仍无显著改变，仍以劳动密集型、订单式加工生产为主。这类企业，一般来说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率普遍较低，因此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争得订单和获取利润。因此，要求这类企业提高工人工资等各项待遇，实际上有相当难度。

　　而在长三角地区，工人的待遇及用人环境相对良好。张小平是从东莞跳到上海务工的江西籍模具工人，他的一些同学近两年也不再到广东工作，而是选择了上海、江苏等地的工厂。由于整体用工环境良好，外来务工人员流入量较大，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部分城市如南京、无锡、盐城、常熟等地总体已经出现劳动力剩余。

　　中国新农门网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于近日公布了《2006年中国农民工供需报告》。该网CEO肖克文介绍说，处于产业更新换代之中的长三角地区，目前主要表现为高级技工人才短缺。上海一用工单位说，年龄大的工人经验丰富，但其从事的行业大多已经落后，再去学新知识有些勉为其难；年纪轻的工人接受能力强，但普遍作风比较浮躁，钻研精神不够；技工这个领域需要时间的积累，许多问题只有依靠经验才能解决。

　　相对来说，到“环渤海湾经济圈”一带务工的普通劳工要比到上海的劳工幸运得多。由于环渤海区域近年来接受了大量产业转移的企业，工人需求量大增，工人通常无须培训便可直接上岗——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他们提供更多选择。此外，“奥运经济”这一超级引擎正在为环渤海湾经济圈注入强大发展动力，伴随奥运硬件建设而来的城市建设以及社会环境建设推动了该地区整体的用工需求。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民工荒”实质是“女工荒”与“技工荒”。“女工荒”表现为裁剪缝纫工、针纺人员和印染工的高度短缺；“技工荒”表现为技能类工种的紧缺。肖克文称，这两大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带，历经20余年的经济变革，已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转向技能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这意味着两大经济圈的劳动力‘胃口’已经从纯粹体力型劳动力需求转向技能型劳动力需求。”

　　在此情况下，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成为新一代的蓝领阶层，最主要的解决方法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然而目前的国内教育培训体系并不令人满意。

　　纵深

　　蓝领培育凸显教育体系缺陷

　　本报记者 熊学慧 孙晨北京 南昌报道 “现在的技校设施极为落后，与市场需求无法接轨。”北京市一家知名电子类技校负责人抱怨说，政府重视不够、财政拨款不足，技校仅能维持生存，无暇顾及设施陈旧、教材过时等问题，无法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蓝领工人。

　　这位负责人说，他们学校共有2000多名学生，主管部门每年给技校的财政拨款只有一千多万元，这些款项仅能勉强维持学校日常开支。目前，学校又遇到一个很现实的困难——企业根本不愿接收该校学生实习，这令校方极为头疼。再这样下去，就没有人到他们学校就读了。

　　“经费”难题

　　“技校师资严重匮乏，生源也流失严重。”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校长刘世康在走访了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后，对技校的现状表示忧虑。

　　“我在贵州看到，有的技校里甚至已经没有懂技术的教师了！学生交钱学不到东西，最后就拿到一张没有用的证书。老百姓对技校很失望。”刘校长介绍，经费紧缺是师资匮乏的主要原因。由于存在制度障碍，学校也无法把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高级技师引入校园。“政府拨款里没有外聘教师的费用，学校拿不出钱请他们。”刘校长无奈地说。

　　对于急需改善教学条件的职业院校来说，“缺钱”是最重大的难题。在失去来自企业的经费后，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卞黎强也遇到同样的难题。为加强职业人才的操作技能，学校需要购置办学设备供学生实验，但这些设备昂贵。

　　“在集团和教育部门都不提供经费的情况下，学校只能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在企业设立培训基地。”卞对记者说。据介绍，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隶属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在改制前只是为该集团做继续教育方面的培训，办学费用也完全由集团承担。学校被推向社会后，只能“自生自灭”。

　　体制“死结”

　　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些职业院校已向市场化方向转身。“校企合作”的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职业教育方向，多数学校已经与企业签订培养协议，并依赖市场生存。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已基本完成市场化转变。“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为工人定制多种培养方式，比如有军人上岗班、等级工人班等。”卞黎强说，他们已经与集团人力资源部共同搭建了职工终身培养体系，并在沿海地区多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

　　江西师范大学也在尝试与企业合作，培养实用型高等专业人才。江西师范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师大职院)副院长袁讯青说，学校在尝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制度，以培养更多实践型人才。对“高校应更多培养蓝领”的观点，袁表示认同。

　　袁说，高校培养蓝领工人的优势很明显。学校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订单培养”，所聘请的教师也要不拘一格，对学生则更注重实践技能培养。“如果你获得八级钳工证书却只有初中文化，我们照样请你上讲台。”袁说，有技能、适应能力强的实践型人才更受企业欢迎。

　　记者获知，江西全省大多数职业技术院校均采用“订单培养”的校企合作教育模式。为企业定制专门领域的“蓝领”工人。虽然“校企合作”正成为一种新的职业教育模式，但只有少数高等院校能接纳这种教育模式，设置职业院校培养“蓝领”。

　　有专家认为，高校不愿向“蓝领”教育低头是因为“重点学校能得到更多的研究项目，也就意味着能拿到更多钱。”国家教育部并不主张高等教育“蓝领化”。一些专家也担心，“蓝领化”以后高等教育会变成“压缩饼干”。袁讯青认为，如果要变革，就要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改革。

　　南昌理工学院副院长周文波说，中国“蓝领”教育要学习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建立相对完善的职教体系。学校应实行“按需培养”的终身教育方式，想学一技之长者随时可以到大学深造。比如，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根据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对人才的要求，重新开发、设计课程设置，整合教学内容，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与针对性。

　　透视

　　新老蓝领在工业变迁中“更迭”

　　本报记者 熊学慧 王晶东莞、南昌报道 因机床检修，龚仲斌难得有半天时间穿上“白领”休息一下。龚是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机械加工分厂的铣工，年仅37岁，头上“顶着”岗位能手、劳模等诸多“光环”。

　　与老一辈“劳苦工人”相比，新一代的“蓝领”地位正发生着戏剧性变化。几年前，“蓝领”是脏、累、苦、穷的代名词，现在却成为香饽饽。不过，在“蓝领”供不应求的背后，社会保障、合法权益等难题并没有完全解开。

　　待遇更迭

　　在“用工荒”出现后，各地先后出台相关政策，设法提高工人的待遇。“我现在的待遇相当于副处级干部了。”龚笑着说，他刚进厂时每月工资不到1000元，现在每月收入达1700多元，有时超过2000元，而单位的副处级干部月薪只有1200元。虽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明显提高，但像他这样的“产业工人”确实在发生变化，不论是个人待遇还是工作环境。

　　龚仲斌关于蓝领社会地位提高的说法在他“师傅的师傅”身上得到印证。杨连鉴是龚“师傅的师傅”，上世纪70年代初，杨从农村考进现在的工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杨说，到工厂上班后，他就是正式的“国家编制”了，村里人很羡慕。对他来说，虽然每月工资才20多元，但“那个时代工人的地位很高，很受社会尊重，当上工人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亚于考上大学”。

　　与杨连鉴最初当工人时的想法不同，龚仲斌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之初，非但没有“荣耀”感，反而认为自己“低人几等”，龚是1992年参加工作的。

　　虽然待遇有所提高，龚现在又遇到新的问题。随着工厂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引进，他明显感觉到工作起来“吃力”。龚说，如果不及时更新知识，他们这些“老师傅”们就可能被淘汰。“现在学不过年轻的工人，体力、记忆力都差了很多。”龚说，这对他是一个新的考验。

　　身价急速提升

　　相对于老一辈“工人”，胡富成等新“蓝领”的生存状态似乎要好得多，企业需要他们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胡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一家企业任工程部主管，他的月薪由最初的800元涨到8000元。在模具行业磨砺了十多年后，其“衣领”已开始泛出“金”色光芒。

　　胡富成说，他“见证”了新型工业产业对“蓝领”需求由低到高的过程。社会对蓝领的需求由最初“民工大潮”时的“严重过剩”急剧演变为“严重短缺”，蓝领的身价也随之倍增。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培训科科长彭仕平说，工厂以前对高层次人才“敬若上宾”，现在对普通的生产工人也是求“工”若渴。据了解，志高空调支付给一名高级技术人员的年薪少则十万元，多则数十万元不等。

　　蓝领工人缺口还在加大。北京每年技术类工人的缺口超过30万人，而广东、上海等地的工厂对“蓝领”的需求亦是有增无减。东莞智通模具职业培训班的周经理说，广东的模具工人缺口在40万人左右，其中东莞缺口在5万人左右，企业很难招聘到他们需要的人才。

　　与内地省份相比，沿海地区更为“看重”蓝领。广东省今年9月份对工人工资进行了第六资调整，增幅超过10%，机械类技术人员的薪金涨幅超过20%。深圳公布的2006年度劳动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显示，高级技师的月薪达到6000元，超过研究生，比其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者也高出700元。

　　胡认为，只要他学好现代化的操作技术，其身价就有可能增长十倍。不过，胡不认为自己地位也随之提高了。胡的担忧是，他们生活很不安稳，工作也没有保障。龚仲斌也有同感，他不认为其社会地位会与他的工资增幅一样有明显的提高。虽然他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青年岗位能手”、“省劳模”等诸多荣誉。

　　“保障”困境

　　调查显示，工作稳定性最受蓝领关注。国企改制带来的工人分流、农民工进城及大学生低价加剧了蓝领的生存难度。接受调查的蓝领中，约有28.5%的蓝领将就业困难放在了第一位，选择职业稳定性的占37.2%，认为目前“工作不稳定”的则占到总数的41.0%。“职业稳定”和“社保”是蓝领工人首先考　虑的问题，其次才是“待遇”。

　　另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没被外界注意到。据记者调查，多数接受采访的人并不想到生产一线做“劳苦工人”。有家长认为，普通工人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低，而他们培养孩子的成本很高，小孩如果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就“不划算”，也会被人看不起。一项调查表明，超过30%的蓝领认为其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他们的工作不像公务员、商务人士那么体面。“你做得再好，终究还是‘工人’的身份。”

　　背景

　　农民工正成为新一代蓝领

　　“招工难，招有技术的工人更难”，折射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劳动人口亟待提高自身素质这样一个深层次的社会现象。

　　据统计，在中国8亿农民中，2.5亿为农民工，占农村总劳力的40%左右，达到中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农民工已经占据了中国建筑业劳动力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6年1月在北京、上海、东莞等城市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表示将扩大招用外来工的数量。工资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的状况去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2003年企业愿意付给新员工的工资是655元/月，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47元/月。

　　声音

　　孙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技工短缺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教育结构的失衡。目前，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不协调，突出的问题是高中阶段教育中普通高中发展大大快于中等职教，普、职比差距太大。

　　与普教相比，政府财政对职业教育支持明显不足。2004年，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12.7亿元，表面上比1994年增长了1.6倍，但其实这个数字远低于教育总经费的增长速度。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数字，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总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4年的13.4%下降到2004年的7.1%。

　　蒋国华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从教育部门自身来说，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教育功能定位和教育自身分类都不明晰。培养研究型人才与培养技术型人才混在一起。从管理体制来说，目前教育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人事部都在管理职业教育，各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思路各不相同，这样的多头管理导致职教的管理体制难以理顺。

　　现在只有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是比较明确的，由政府来投入。而职业教育该由谁投入，目前并不明确。现在政府部门有人提出希望让企业承担职业教育。但是，哪家企业不是面临市场经济的重重压力？让他们办职业教育，谈何容易！

　　吴全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坚决反对职业教育市场化。因为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职业教育的对象大多是经济不富裕的社会群体，在中国还涉及到农民工问题。如果把职业教育完全推向市场，办教育者要赢利，谁来为不富裕甚至贫困的群体买单？

　　职业教育是公共事业，就应该由政府来买单。当然，在坚持职业教育公益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发达国家对职教的管理都是出于一个基本认识：职业教育是完全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个独立的教育体系。而我们过去恰恰是忽视了这一点，套用普教模式来搞职教，教育政策、教育观念都是在培养“学术精英”，而不是“高级技术人才”。

　　现在“产业立国”已经是中国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要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及时调整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站在“独立的教育体系”的高度重新看待职业教育。

　　其次，应尽快重新修订职业教育法，并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我们考察时看到，德国是世界上职业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把职业教育的专门法规写入国家最高级别的联邦法案中，内容非常翔实，操作性很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自1996年施行至今已有十年，却尚未出台实施细则，法条中也多为概括性语言，很难进行实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