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之道

　　胡飞雪

　　谁最应该花钱?谁最会花钱?这是一连串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必要思考、讨论。

　　范蠡陶朱公，不论从政,还是经商,均能取得显赫业绩。《史记·货殖列传》讲述他“善治生”,且“能择人而任时”,就是说他善于经营，善于用人，善于扑捉商机。司马迁还说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说他乐善好施，很会花钱,花钱也能赢得掌声喝彩。

　　但是,智者千虑也会偶有一失,陶朱公在花钱办事方面也有败招败笔。陶朱公有三个儿子,老二在楚国杀了人，被当地警方拘捕。他本来是决定让老三用牛车载运黄金千镒去楚国公关的，不料这竟使得老大觉得很没颜面，要一死了之。陶朱公无奈，只好改派老大去楚国，并再三嘱咐他，到了楚国京城，直奔庄府，只要把这千镒黄金交给庄生就行了，具体公关的事，全由庄生去实施。老大到了楚国，按照陶朱公的嘱托把公关经费千镒黄金交给了庄生。庄生深谙官场之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便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拜见楚王，鼓动他的如簧巧舌对楚王说天上某某星宿将要“害于楚”，要楚王施德避祸。楚王于是决定大赦天下。

　　天下所有犯人获得赦免，老二当然也获自由，老大得知这个望外消息，认为既然是大赦天下，那送给庄生的千镒黄金实属花得冤枉，便去庄府索要。庄生听完他的来意，虽二话没说,却心生厌恶,便让老大自己去室内取黄金。老二既能因为大赦获救，黄金又能如数讨回，老大认为他干了一次漂亮活。然而那庄生却甚觉不爽，于是又去拜见楚王，杜撰说外面都在风传陶朱公的老二杀了人，被囚在楚国，陶朱公拿了很多钱来贿赂大王的大臣，还说大王您大赦天下并非为了楚国百姓消灾避祸,而是被陶朱公收买了。楚王听信了庄生这番话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依着庄生的意思先杀了陶朱公的二儿子再赦天下,还发出黄头文件称这小子依仗家势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罪不可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谢天下。

　　这个结果很让陶朱公的家人意外，只有陶朱公笑着说:我是不感到意外的,不是老大不尽心，不是老大不想救老二，而是老大有所不能忍。老大是从小与我一起苦干出来的,深知屎难吃、钱难赚,所以他对待金钱总是很珍惜,一个钱常想掰开花,白白送人更是不能容忍。老三则不一样，他一出生就掉进了蜜罐里,不知道钱是辛苦挣来的，即使白白送人，也是不会为之迟疑的。所以我本来是要派老三去楚国的。

　　这个故事，尤其是陶朱公的分析，至少说到了三点道理:一、同样的一笔钱，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它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二、不同的人，用同样的一笔钱,其结果是不同的,有时候甚至天差地别;三、在花钱办事时，要选对人，只有选对人，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当然,陶朱公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好在现代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并已取得了颇为成熟的结论。下面,我们就看看现代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共有四点:一、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二、用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三、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四、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第一点结论可以解释大多数自然人的花钱行为;第二点结论可以解释大多数纳税人的偷逃漏税行为和不良商人的偷工减料行为;第三点结论可以解释目前政府中的公仆兼老爷们和国有企业中高管们的慷慨大方、大手大脚的职务消费行为和孙猴子在蟠桃园的连吃带糟蹋行为;第四点结论可以解释目前政府中的某些父母官的乱投资行为,如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等。

　　现代经济学的这一研究框架启示我们:金钱的所有权人与实际使用人的合一与分离,对金钱的使用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学家还说，最不需要外人操心的以及外人不必太操心的情况是第一点结论和第二点结论所指称的情况，而最需要关注最需要警惕、防范的是第三点结论和第四点结论所指称的情况。看了现代经济学的以上研究结论，再放眼历史与现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有许多金钱的流动、使用、分配方式是令人难以乐观的。

　　数年前曾有一部叫《雍正王朝》的电视连续剧煞是抢人眼球、热闹好看，然而，这部电视剧有前后一小一大两个错误却也贻害不浅，小错误是片头的“雍”字，竟给搞错了。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雍正”时对此已有指正。这里着重讲一下该剧的大错误，即最后一集片尾的一段字幕。这段字幕的核心意思是，雍正继位时，国库中仅有几十万两银子，到他寿终正寝、任期结束，国库中已有几亿几千万两雪花银了。编导隆重推出这组对比性的数字，意图很明确，雍正皇帝的勤政是有数据支持的，雍正的政绩大大的、赫赫的，是应该大肆宣扬、褒奖的。雍正帝的所谓“政绩”真的值得颂扬吗？在某些迂腐无见识的文人(迂腐无见识，是中国大多数传统文人的通病)看来，是应该狠狠地歌颂一番的，但在笔者看来，则是应该批判、驳斥、否定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国库中的银子越多，即意味着官府支配的金钱越多，即意味着花别人的钱的人越多，花别人的钱的数额越大。而这，正是一种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的资金财富运用方式。具体再看清朝官僚集团的表现，情况正是如此。在大清朝的政府机关里，那些整天在上班时间里不是喝茶、看报就是聊大天的公仆兼老爷们大都是不懂国计民生为何物、不知工农劳动之辛苦的白吃混饭一族，叫他们支配、使用那么大份额的金钱，绝对是国家民族的灾难，对纳税人是百分百的不公正。编导们把雍正帝的勤于敛财当成一种政绩加以宣扬、歌颂，实在是胡涂得不可救药，实在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实在是双槌擂鼓不通不通。可以说他们的见识连古人都不如。清朝初年的唐甄就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早有学者指出，1990年之前，中国之所以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没能发生产业革命，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官府掌控、支配、消耗了太多的社会资产，造成国家财富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运用。清朝自顺治至慈禧太后，只知道大兴土木修园林、筑陵园，于国于民，全无益处。

　　金钱的所有权人与使用人的合一，有助于提升金钱的使用效率，也符合公正原则；而金钱的所有权人与使用人的分离，则无益于提升金钱的使用效率，也很容易与公正原则相背离。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开明、高明的制度设计，总是尽量支持金钱的所有权人多使用金钱。你看美国，从当年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奈基，到现在的电脑大王比尔·盖茨和股神沃伦·巴菲特，他们之所以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会或向公益慈善基金会捐款，除了他们受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税法支持个人直接纳税，即向社会捐献。他们明白，个人捐献金钱，个人直接花钱，用于明确的目的，比向政府纳税，再通过政府官员七拐八转、暗箱操作把钱花出去更符合效率和公正原则。

　　卡奈基先生在他的经典名文《财富的福音》中说，花钱所需要的智慧和才能并不亚于赚钱。此话极为有理，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所以，要大力提倡并以制度保证，张三赚的钱张三花；要以制度限制李四花王五的钱，要把李四花的别人的钱控制在最小的额度，同时，还要激励李金华们加强对李四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