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的洁癖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秋风

　　九鼎一言

　　当下的中国处于急剧变革中。旧的城市-乡村秩序迅速瓦解、新的城市-乡村秩序尚未形成。在这样的时代，城市人及其管理层应学会与喧嚣、混乱甚至灰色行为共同生活。

　　8月11日下午4点50分左右，在北京市中关村1号桥东南角，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在执法过程中遭暴力抗法，副队长李志强被抗法者刀刺身亡。事后，政府高调举行纪念活动。但舆论在同情那位城管队员的同时，也对城管的法律地位、城管队员的素质、执法方式提出了诸多质疑。

　　其实，城管与小商贩们之间的冲突，在每个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这一次比较触目惊心而已。冲突的日常化意味着冲突不是素质高低的问题。

　　中国当下正处于急剧的城市化与经济调整过程。原有的国有经济部门陆续崩溃，剥离出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很多人只能进入经济学家所说的“非正规经济部门”，靠无照经营养活自己和家人。同时，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很难立刻融入城市的现代经济体系，即使进入，也随时会被甩出来，只能进入到非正规就业部门。

　　这个部门会形成一个供需衔接的自我循环体系，覆盖城市相当规模人口。本来，他们与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和所谓的“文明生活”互不相涉。而且，他们自己解决了就业问题，没有成为城市的负担。但违章占道、摆摊设点、乱张贴、乱堆放等等让他们刺眼地呈现到城市管理层面前。

　　城市管理层完全生活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对于自发形成的非正规经济部门本来就没有好感。他们经常出国考察，在西方看到的是美丽的街道，安详的城市，文明的市民。在他们眼里，城市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自己的城市也应当变成这个样子。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称职的城市管理者。于是，他们与西瓜战斗，禁止农民到城市卖西瓜；他们禁止下岗职工经营三轮

　　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城管，就是用来完成这些任务的。各城市成立城管部门的初衷，就是取消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把在街头巷尾活动的商贩赶回家中——不管是城里的家还是乡村的　家。

　　于是，一个严峻的冲突就摆到人们面前：城市是属于谁的？一部分城市市民——不管是长期居民的市民，还是新近迁入的市民——有没有权利在对他人不构成可见之损害的情况下，通过进入非正规经济部门，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政府对于此类活动取缔，是否过于苛刻，而侵害了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生存权？

　　其实，所有的城市可能都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冲突：从《雾都孤儿》中，人们可以见识英国伦敦急剧城市化时代的混乱与无序；在美国一些黑帮片中，也可以看到纽约在成为美丽新世界之前是什么样子。香港90年代之前的电影里也经常有街头无照小商贩与警察打游击的场面。也许，每一个城市政府都天然地倾向于取缔非正规经济部门，因为这个部门本身就在罪与非罪之间，这些部门的就业者也可能缺乏教养，并且非常容易滑向犯罪而给城市带来严重的秩序问题。

　　但是，既然他们生活于城市，而现代经济部门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那明智的政府就会让他们自己寻找生存之道。即使他们可能给城市生活带来某些不便，让“文明群体”感到不舒服，或者带来过多的喧嚣甚至混乱，但比起他们的生存权，这些不便似乎是可以容忍的。在伦敦、纽约等城市，政府似乎也选择了无为而治的策略，承认小商贩内部形成的某种自治秩序。这样的秩序可能是“文明人”所无法接受的，就像《雾都孤儿》所描写的那样，但有序总比无序要好。政府放他们一条生路，只是对于比较严重的扰民和犯罪活动才予以严厉打击。

　　这可能出于无奈，但其实更是一种治理的智慧。人间不可能建成纯洁的城市，在一个急剧城市化的时代，甚至根本就不应当指望建成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当下的中国处于急剧变革、旧的城市-乡村秩序迅速瓦解、新的城市-乡村秩序尚未形成的中间阶段，这个阶段恐怕还要持续数十年。在这样的时代，城市人及其管理层应学会与喧嚣、混乱甚至灰色行为共同生活。

　　问题是，我们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管理层有一种“洁癖”，对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和社会群落，必欲斩草除根，他们试图越过城市化的过程本身，直接进入城市化之后的那种完美状态。这恐怕是城市管理的“后发劣势”。前人已经走过，我们可以抄捷径，但在社会治理事务中，捷径通常只是一种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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