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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一
花旗集团(下称“花旗”)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谴责。首先是在日本，花旗做个人理财业务，为了招揽客户，居然与黑社会做起生意来，而且还帮人洗钱。为了牟利，美国券商真是什么都干，什么都敢干。
花旗在日本的事闹大了，朝野沸腾，矛头直指花旗高层和美国券商文化。花旗第一把手普林斯(Prince)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屈尊跑到日本，按照日本的风俗习惯，鞠躬道歉。普林斯承认花旗有错，说是“本公司未能遵守日本的法律、法规，就此向客户和公众真心表示歉意”。但他同时又一口咬定，花旗“在日本失控完全是个别现象，是个别人所造成的”。
可事情的发展证明，花旗的问题远不是孤立的。在欧洲，花旗扰乱欧洲债券电子交易市场，短时间内买卖巨额债券，从中牟利。连花旗老家美国的监管机构也不能再装聋作哑了，2005年下令花旗治理整顿，在搞好内部控制之前，不得四处扩张兼并。此禁令2006年4月3日刚刚解除。
但花旗的事情没完。澳大利亚的证券监管机构也对花旗动手了。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下称“投资委”)起诉花旗集团，称其有内幕交易行为。内幕交易是一个不轻的罪名，在美国通常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但在澳大利亚不是，投资委追究的是民事责任。这并不是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心慈手软，实在是在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比较大，检察官很难达到。所以不如退而求其次，对其进行民事起诉，要求罚款——有时刑事起诉也是罚款了事，所以民事起诉有时也能起到威慑作用。多用民事起诉，少用刑事起诉，这也是澳大利亚证券监管的新趋势。
投资委指控花旗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即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什么是内幕信息？各国证券法一般都规定，对有关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从美国的实践看，内幕交易大多涉及公司收购方案，因为这里有暴利可图，而且资金周转也比较快。上市公司的收购方案通常是典型的内幕交易信息。
投资委还指控花旗没有正确处理其利害关系。这里的所谓“利害冲突”，就是花旗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客户的利益之上。花旗为Toll H oldings 公司的收购业务出谋划策，但在收购发生之前，购进被收购公司的股票，增加了收购成本，甚至可以说是牺牲了其客户的利益。“利害冲突”加上内幕交易，在美国，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而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并没有一查到底，只是追究民事责任了事。但花旗并不领情，断然否认指控，声称自己是牺牲品。
花旗讲是这样讲，但其高层不能不有所顾忌。花旗现任第一把手普林斯律师出身，对遵纪守法还是抓得比较严的，甚至开除了几个督导不力的高管。但花旗的违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实在是积重难返。普林斯的前任已经建立了一种“文化”，一种不择手段致富的公司文化，想改也难。花旗的规模也是一个问题。普林斯的前任桑迪·韦尔是靠兼并其他公司求发展的。花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融帝国，雇员30万人，在全球100个国家有业务，股票市值为1000亿美元，客户在其账户上的存款资金达一兆亿美元。如此庞大的金融帝国，业务上难免有利害冲突关系。
当然，利害冲突问题并不是花旗一家有，其他券商也有这方面的问题，高盛就有这方面的问题。在全球并购业务的大买卖中，高盛经常是财务顾问，同时又拥有私人股权基金，购买有利可图的股票，然后转手倒卖获利。高盛既作顾问，又买卖股票，就是既建议价格，又自己买进卖出。这样的价格能合理吗？人们有理由怀疑，因为高盛有利害关系。高盛既是承销人，又是财务顾问和经纪人，旗下还有私人股权基金，集数个角色于一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金融寡头。高盛安慰大家，说是不要紧的，公司内部有“中国长城”。中国长城(ChineseWall)是指券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无形界线，可以阻断信息的相互来往。但是内幕消息这种东西是言传意会的，防不胜防，岂是券商的长城能够隔离的？(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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