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费为什么非得强制执行

　　北京市基层法院一次出动近百名法警、法官实施入户强制执行收取物业费的举措，在本市尚属首次，其野蛮行为让人看起来感觉更像是一场表演。如果对业主“赖欠费用”应该强制执行，那么，对物业“赖欠服务”的是否也该强制执行，堵他们一把“热被窝”呢？难道物业费就非得靠“堵被窝”的野蛮方式才能收取吗？

　　法院执法行为野蛮

　　今年10月30日清晨，北京朝阳法院98名执行法官和法警兵分6路前往13个小区，采取“堵被窝”方式对57户长年拒交物业费的业主进行强制执行。其间，有的被执行人的幼女吓得哇哇直哭；有的被执行业主跪在警车里作揖哀求，并由于紧张过度无法站立。长期拖欠物业费的业主不是乖乖交钱，就是被司法拘留，此次执行中对16人进行了司法拘留。

　　1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女刑警因为拖欠

物业管理费用拒不执行被拘留15天。

　　11月2日，歌手朱明瑛拖欠物业管理费败诉。

　　11月15日，北京朝阳区安翔里的华盛乐章小区400余户业主中，有300多户拒交物业费。

　　强制执行从法律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法院判决生效后业主拒不执行是对法律尊严的挑战。但是这种强制执行非得选择“堵被窝”方式，非得在大量的摄像机、照相机面前执行吗？此次朝阳区法院强制执行实属野蛮。

　　法院选择强制执行的手段有很多种，可以冻结欠费业主的银行账户要求其交款，也可以抵押和变卖其财产等各种方法，并不一定要选择涉及人身权的强制执行。这种从被窝里拉出来，穿着秋衣秋裤，甚至连鞋都没穿上，就被当着家人、孩子的面拖出家门，站在了法庭，从法律上看行为野蛮，从情感上更激起了更多业主的愤怒。

　　业主对还“债”心有不甘

　　拖欠物业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排除有故意拖欠的，但应当说这样的是少数。在此次事件中，有业主说：“我不是不交，几次叫物业给我们修房子都不来，我凭什么交费啊？”与财力、人力都居优势的物业公司相比，业主维权的能量、方式都有限，不得不把集体拖欠物业费当作“消极维权”的方式，这就表明业主对还“债”心有不甘。

　　目前，当业主入住时，往往必须和

开发商内定的物业公司签订拟定好的格式合同并缴纳物业费，否则无法入住。可见，业主对物业公司，首先是没有选择权，其次，是没有协商谈判的程序，完全是一种被动接受形为，这是对业主权利的一种极大侵害。业主没有选择权和协商权，自然更不可能有制约权，这种合同的不确定性，造成物业公司服务的伸缩性很大。同时，物业公司还存在缺乏服务意识并且法律意识淡薄、物业服务人员的素质层次不齐等问题。大部分物业公司不想当服务者，而想当管理者，到期限时物业公司只管收费。至于服务是否达标，既没有相应的条款规定，业主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渠道，即便已经成立业主委员的小区，由于业委会没有工作经费，委员无报酬，业委会的主体地位没有明确，使得业委会的工作不能有效的开展。而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业主很难自发地组织起来有效地行使选聘和解聘物业公司的权利，不能对物业公司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导致物业公司无所顾忌，物业公司于是成了“合法”的霸王。

　　不论是朱明瑛、女刑警，真的是他们交不起物业费吗？非也！他们和许多业主一样，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只有通过拒绝缴纳物业费的方式，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拖欠物业费实乃无奈之举。如果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上去了，那么拖欠物业费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少，也不劳法官们如此兴师动众了。

　　强制执行不是明智之举

　　从业主一方来说，属于弱势群体；从物业一方来说，属于强势群体。我们在依法保障物业公司正当权益的时候，也要呼吁社会各方包括司法机关，切实解决一些物业公司肆意侵犯业主权益的问题。

　　物业起诉业主拖欠，再借助法院执行，省时省力。而业主想就收费不透明、服务不完备等原因起诉物业，却常因缺乏适用之法而无法立案。可见，在维护弱势群体权利，提供必要救济渠道方面，立法、行政、司法部门都还有工作要做。比如，如何确立“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基本模式？如何规范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和行为能力？如何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使其能够真正代表业主行使权力、发挥作用？如何完善物业建设和管理衔接制度？如何完善物业管理监督机制？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明确的答案。否则，即便执法部门出动再多的警力，物业矛盾依然会层出不穷。

　　强制执行并不能解决问题，物业纠纷产生的根源是现行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偏差。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程序，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保障实体权利的实现，它也要求结果正当，消除不满，补正失误，彰显一国司法制度的公正与文明。强制执行虽然结束了，但更希望根本问题也能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