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程瑞华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消息说，今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累计完成89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9%，增收1429亿元。欣喜之余，我们还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的税负到底高不高？
以“十五”为例，整个“十五”期间税收的增幅高达20%，去年的税收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提前实现了“十一五”的目标。按照这一增长趋势，如不发生大的税收结构调整，到“十一五”结束时，最保守的估计税收收入也将达到5万亿元，大大超过原先预计的3万亿元至3.5万亿元水平。
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我国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富税、雇主及雇员社会保障金及销售税上述5个指标，总指数为160，高于比利时、瑞典、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这也是“藏富于民”的呼声不绝于耳的根本原因。
对于国人税负的轻重，税收部门和一般民众的口径颇有些不一致。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报告称，尽管近年来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较快，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上升，但税负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国家税务总局认为，尽管1994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持续提高，但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其他国家比仍然偏轻。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6.2%，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4个百分点，仅相当其一半；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则为20%，仍然偏低。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收了多少税，而在于这些税都投向了哪些方面；在于这些花费是否为大多数人造福；在于税款的征收、分配和使用上有没有真的做到“与民同利”。国民纳税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良好服务，包括法制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欧洲税收高，但大家能够接受，关键在于政府提供的服务和税收是相匹配的。
就我国当前的征税与税款使用来看，撇开税负的轻重不说，在税款用之于社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现在我国税款用于政府开支比重过大，而用于社会事务比如公共教育与医疗卫生及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力度过小，导致税收的社会性实质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比美国还高出9.13个百分点。政府开销固然亦属公共事务之列，但直接关涉民生的公共事务无疑应该成为税款投入的重点，何况我国当前政府开支浪费严重，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没有受到有力的约束，因而实际上无端减损了税收对于公共事务的投资能力。统计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的支出仅1168亿元，年同比增幅仅为18.3%。特别是民众关注程度极高、怨气较大的医疗领域，政府从税收中拨入的资金只占医疗费用的17%，不但无法和美国的45%相比，甚至远低于低收入国家27%的平均水平。正是因为在财政资金使用上的“分配不公”及对民生的重视与投入不够，导致近些年来教育、医疗价格飞涨，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质量。
一切的公共财政浪费问题背后，都有一个“财政预算和支出软约束”；而一切的公共福利短缺问题背后，也都有一个“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纳税人上缴的税收，不该花的被肆意糟践了，该花的却捉襟见肘了，这是人们对税收收入攀高不满的根本原因。
税收的社会性本质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即税收的来自于社会与税收的用之于社会，而且后者甚至就是前者的前提。但我们当前似乎存在着对税收本质的片面理解，即重视税收的来之于社会部分而忽略税收的用之于社会部分。如果没有税收，社会资源将会枯竭，同样，有税收却不用之于民，社会资源同样面临干涸，而这种干涸与枯竭实际上也就是民生的枯竭与干涸。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政府财政支出的欲望和需求，不能仅仅通过增加税收这一条渠道来予以满足，如果体制不理顺，不解决税负的使用效率与使用方向问题，再高的税负也难以承受不断高企的行政与资源错配的成本。可行的办法是，约束这种欲望和需求，使财政支出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真正让国家财政成为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欲望和公共需要。
纳税人之所以要纳税，从本质上讲是因为纳税人需要政府为之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纳税人同时也是用税人，如果让纳税人能够品尝到税收的“蛋糕”，纳税人就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单向纳税，而是用自己缴纳的税款购买了公共产品。因此，税收攀高只有与公共福利比翼齐飞，人们缴税的热情才越高，国家税收的增长才越多。反之，如果人们上缴的税收不能购买到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全球税负第二”的心理定位将磨蚀掉税收的公信和人们的热情。从长远来看,税收只有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才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瓶颈”制约，使国民经济增长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