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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利
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从4月1日起，对我国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此举被认为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消费税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其中，十分引人注目并引起广泛争论的是新增了对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所谓奢侈品的税目。
近日，针对奢侈品消费税，某些学者和媒体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中国当前内需不足、消费不畅的经济形势下，征收奢侈品消费税似有釜底抽薪之嫌；二是从“税收归宿”看，本该由富人承担的消费税可能会转移到生产者身上，结果只能造成行业更大的窘境。其中，持后一观点者为数更众。他们引述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的论点：“当对一种商品征税时，这种税收由生产者承担还是由消费者承担，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例证则是：1990年美国国会决定对豪华汽车、游艇等高档消费品征税，其目的是让消费这些物品的富人交税，以帮助穷人，结果却是富人不再消费这些物品而以国外旅游与消费等替代，税收由生产者承担，影响经营能力，只好解雇工人，这项政策似乎帮了穷人的“倒忙”，不得不于1993年取消。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难以苟同。首先，作为奢侈品，其收入弹性非常之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在造就一个富裕群体的同时，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的原因。富人群体及其资产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奢侈品需求的进一步旺盛，而且，这些奢侈品消费者事实上对税收调整带来的价格上涨并没有想像的那么敏感，打高尔夫的还是要打，买得起游艇的也照买不误，因此，对这样稳定、持久、可观的税收来源，政府当然没有理由拒绝。重要的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可增加对社会公共物品以及医疗、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城市贫困者等弱势群体的收入，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充分发挥税收作为社会稳压器的作用。
另外，中国经济目前内需不足，需要扩大消费需求，但不能也不可能依赖极少数富人的奢侈品消费来达到目的。因为经济学原理已经告诉我们，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很低的，而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较高，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均，社会消费曲线越是上扬。因此，只有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并通过税收杠杆调整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增加消费。
至于税收归宿问题。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的超富群体对奢侈品的价格并不敏感，即便是征收消费税确实使其推迟或者转移了对某奢侈品的享用，间接造成该奢侈品行业的不景气，进而使产品生产者成为税收的最终买单者，我们也用不着过于忧虑，因为据调查显示，目前国人消费的高尔夫球具、游艇以及高档手表、豪华汽车等，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因此奢侈品消费税开征的结果只不过减少了此类商品的进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充其量是使我们的贸易顺差再增加些罢了。
根据如上理由，笔者认为，此次对消费税的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奢侈品不仅应当征税，且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比如，近年来各地对别墅等高档住宅的过度开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发挥好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对别墅等高档房产课以重税，不仅可以使土地这一稀缺资源得到合理有效配置，同时还能对居高不下的城市房地产价格起到平抑作用。事实上，这样做并不会让开发商从此没了饭吃，也不会使建筑企业关门倒闭，只不过迫使他们从“高处”走下来，降低利润，多开发一些普通百姓买得起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如此税收归宿得到的结果岂不是正合人们所愿？
其实，无论是前一阵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还是此次开征奢侈品消费税，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最终体现的无外乎“公平”二字。因为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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