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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 今天你被中产了吗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08日 11:21  中国新闻网

  8月3日,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称中国城市合理贫困线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城镇贫困人口数 约为5000万人,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住建部专家表示,中国城市中只有7%—8%的人是贫困人口,是一个保守估计。 (8月4日《京华时报》)

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今天你被中产了吗

  这个数字不但吓人,而且雷人。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周围的朋友听了都吓了一跳,不但没有感觉,第一印象就是被“中产”了。

  亲,今天你被“中产”了吗?

  城市蓝皮书是本“好书”,它让我等增添信心、提升尊严:无论是从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来讲,还是从占有社会资源来说,我都可以自豪地 说:“我中产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并且,“这不是奇迹。”总有人提起“书中自有黄金屋”,没成想,一未留意,自己就住进“黄金屋”,挂 上“中产牌”,看来,这本城市蓝皮书可谓“价值连城”,值得收藏。老乡们,“买书”就是“买彩票”,我中产了,我高兴;我“中奖”了,我高兴。

  “被时代”,多出“被脱贫”“被中产”不足为奇。一部分群体“被脱贫”,就会有另一部分群体“被中产”,这是一个渐进的必然。“被脱贫”或“被 中产”都是被时代的权利贫困,或者说是权利差距。贫穷,有个人主观因素,更有政策客观因素。收入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认

  为,居民收入差距是由民众的权利差异造成的。权利一旦“贫困”,收入必然“疲软”。一部分群体拥有着“超国民权利”,仍在不停地“加油”;另一部分群体已 权利“贫困”,但仍在“被脱贫”。

  中产“很丰满”,生活“很骨感”。有关人士分析当前大多数中国式中产的心理特征——“虽然拥有自己的房产,但却因此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

  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身体有了着落,心却失去了安全感。”还有人士这样比较:中产应该

  是认为歌剧、诗歌、画展的艺术享受比澳洲龙虾重要,强烈认同“中国梦”,但也会为无法实现这个梦而焦虑。“他们应当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有金钱可以捐赠 给自己所支持的慈善项目,有理想能够与家人周游世界。”

  我到底是“跻身中产”,还是“瘦身中产”?我犯糊涂。有资料显示:美国中产年收入标准3—20万美元,占全国总人口总数的80%左右;巴西中产

  年收入标准为7032—3036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9.22%;俄罗斯中产收入标准为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即月薪超过332美元,占全国人口比

  例为20—25%;印度中产年收入标准为4280—2140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是30%。如果对照这些标准,即便勤奋工作、努力写稿,也难以“跻身中 产”,倒是“瘦身”到中国标准,一下子就“迈进”。(中青网/王旭东)

  嗨,你被中产了,你知道吗?

  成为中产,应该是值得高兴和光荣的事,而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的“结论”却不招人喜欢,很多人感觉是“被中产”了。

  不过,是否中产,其实并不重要,生活还是照样过。物价不会因为你是中产了,就下跌了。生活还是老样子,中产和“被中产”,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本来,中产就是一个娱乐词,何必在意?

  关于中产的划分,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争议,因为没有一定的标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当然不只是我国是这样,别的国家也是如此。“家庭年入六万,就是中产”——据说这是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一项调查结果。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属于“自说自话”,你说要有多少就立马有多少了,因为标准就在你的口中。

  在发改委限价令结束两个月之后,食用油涨价潮扑面而来。有媒体获悉,益海嘉里集团近日正式下发通知,上调旗下金龙鱼食用调和油价格,幅度为5.86%,超过此前市场5%的传闻幅度。而中粮集团、九三集团、汇福集团等大品牌也将跟进。物价涨得快,即便是进入了中产,依然要为物价而烦,要为不断上涨的房价而愁。

  中产有风险,但进入无须谨慎。这话很有哲理性,当越来越多的中产成为“贫下中产”。也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有人说,伟大的鲁迅死了,可阿Q活着;无敌的众神死了,但中国式“贫下中产”们却幸福地活着。细细品味这话,多有娱乐精神。

  中产就是个娱乐词,别当真。(西安晚报/王军荣)

  “4成人跻身中产”,有点悬!

  事实上,至今我们国家都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推出所谓的中产标准。但是,现在可好,专家们随便一说,就让城市近4成人跻身中产行列了。就好比一个人参加100米赛跑,用了200秒,就可以高兴地说,我是全球第一名。因为,没有标准,没有参照物,就可以信口开河。

  纵观世界各国,对中产阶层都一个大致标准,比如在美国,一个3口之家,12万美元/年,人均4万多美元,这样的收入,才认为是一个中产的起步水平。而巴西中产收入标准是7032-30360美元/年;俄罗斯,2004年11月的标准,那就是工资收入是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的人。

  有专家认为,依中国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比较合理的中产阶级界定,应该是人均年收入在1万至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8万至40万人民币左右。只有具备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才能够具有“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才能够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质量”,才能够符合有关中产阶级的一条条硬性或软性的定义,否则的话,中产阶级就只能是“脱贫”或“温饱”的另一个代名词。

  事实上,确认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标准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水平,但也不能随心所欲,随意将标准拔高或降低。中国近30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文化上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世界上总体还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水平。虽然我国GDP总量居于世界第2位,但是,拿13亿人平均下来,名次就排在很后面。

  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城镇居民总人数6.66亿,减掉高收入人群的3.84万亿元(2400万人,人均16万),则剩下的6亿人口的实际收入合计8.88万亿,人均不到1.5万元,或者每个家庭大约4.5万元,如果家庭里两个人打工,每个人的年工资2.25万元,月平均1875元,确实不到2000元。也就是说,中国城镇里有超过9成的家庭是普通劳动者,作为打工一族,他们的月收入低于2000元。

  9成普通劳动者,月收入低于2000元,请问,这也是中产?说实话,在物价步步攀升的大背景下,在大城市里,吃饭、交通、房租都有点力不从心,戴上中产的高帽子,岂不是自欺欺人。

  中产跟荷包有关,更和尊严劳动、体面生活、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有关,和平和、理性、满足的心态有关。从这个层面看,所谓中产阶级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这时,有关部门与其一哄而上炒作中产阶级的概念,倒不如老老实实研究中国百姓的生存状态,为政策与决策提供翔实的依据,这样的研究也许才有意义,有价值。(红网/蔡正奋)

  注水“中产”构不成“橄榄型”社会

  “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北京和上海的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较大,分别达到了46%和38%,按照报告的说法,北京相当于提前10年达到2020年全国水平,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所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般指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0%左右,整个社会的收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稳定的结构。这样的结构,不仅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呈现一个健康的格局,也意味着社会形成了一个主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主体。

  那么,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现状,从而得出北京等城市形成“橄榄型”社会的结论?

  按照以前2000元的起征点,纳税人数为8400万人,当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尽管用这个数字本身来衡量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计算上肯定偏少,但社科院的2.3亿的数字,明显高于现实。

  事实上,在中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中等收入,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社科院的报告似乎刻意回避了收入标准的门槛,只是笼统地以家庭恩格尔系数30%到37.3%作为划分标准,从而认定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经达到2.3亿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

  但很显然,如果简单地以恩格尔系数来判断是否属于相对富裕,即中等收入阶层,事实上可能会掩盖很多现实的问题。

  以北京为例,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生活出行成本、医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一个年收入即使达到10万元的家庭,都很难买得起房。特别是在通胀的背景下,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缩水最快,压力最大,根据一些国际机构的排名,北京的生活成本在全球的城市里进入了前20名。北京人支付在食物上面的比例是很低,但在房子等其他生活成本方面的支出却很大,年家庭收入在6万元左右的,基本可以说只能维持温饱。

  不可否认,“橄榄型”社会结构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建立,需要大胆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需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很多领域更多层面的开放,而不是人为降低标准,制造出一个“数字上”的橄榄型社会。(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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