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享华

　　俞智渊律师正打算换一辆30万元的新车，这不是追求享受，而是一名试图从事较为高端法律服务业的律师所必需的装备。而在三年前，这名“80后”律师还在拿着700元的底薪四处奔波，寻找案源。

　　作为“80后”律师群体的一员，俞智渊生于1981年，明年虚岁便是三十。在进入2010年时，他正勾画着自己的“而立”宏图。还有源源不断的“80后”加入到律师这个群体。

　　支教归来做律师

　　俞智渊200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刚毕业就参加了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俞智渊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最终成为云南文山州砚山县的支教教师。

　　砚山县位于云南省东南，因县城附近“山势颇秀，其形如砚”而得名，虽然此地风光不错，但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县。2004年7月到2005年7月，俞智渊就在这儿的砚山二中教书，每月拿着600元的津贴。

　　“我选的是教语文，但是到了当地就被调剂到教英语。”俞智渊坦言当地的英语教学水平非常之低。他所教的高一，居然不少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无法背全。他只好把初一的知识教一遍，其后为了赶进度，也只好勉强提速上去。他能做的就是培养孩子们对英语和外面世界的兴趣。

　　不过，在此支教一年，对于俞智渊来说，收获最多的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事后他也在反省，因为他收到过学生的来信说，在遇到俞老师之前是无忧无虑的，但是经过老师的启蒙之后，发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又难以企及那样的精彩，徒增了不少痛苦。这一度让俞智渊有些自责，或许是觉得教育是一项过于宏大的事业，他能做的就是一事一例地去改变。于是身在云南的他，同时也在准备司法考试，而且顺利通过。

　　支教回来，俞智渊就到了上海申海律师事务所，在此一共待了两年。其间，他拿到了律师执照，对于这段岁月，他坦言受益良多。尤其是2007年，他作为实习律师去青浦培训，并在举办的模拟法庭上表现出色，拿了头奖。对于刚入行的律师而言，最欠缺的就是案源，还有就是老师的带教。而在这里，他收获颇丰，有了许多同路人，也有了职业的归属感。

　　执业之初要“吃苦”

　　从俞智渊的经历可以看出，“80后”从事律师职业的群体也有一些明显特点。

　　主持多年青年法律人沙龙的资深律师斯伟江，告诉CBN记者：“‘80后’律师的特点是：工作前，教育好，吃苦少；工作后，竞争激烈，收入少，吃苦多。”

　　像俞智渊这样的青年律师，起步是比较难的，大部分人开始都从授薪律师做起。而这样的收入一般是较低的，即便在上海，通常也只是一两千元一个月，难有其他收入，所以新律师最初一两年是过得相当辛苦。

　　此前，上海律协曾经做过一份“青年律师生存状态调查”，该调查结合问卷与访谈形式进行，对全市49名35岁以下的青年律师进行了调查，受访律师中有一半律师年收入在1万至5万元，34.9%的律师收入在5万至10万元，13.9%的律师收入在10万元以上。

　　从这可以看出，这个阶段，新律师的同龄人或者那些没有从事律师职业的同学，收入基本上都会比他们高。现在的就业环境下，法学院学生也没有多少挑三拣四的筹码，但少数极优秀的毕业生除外。

　　其实，律师这个行业最需要“师傅领进门”。依靠“80后”律师自身成长起来，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这就意味着，年轻律师必须经受起这点考验，CBN记者也了解到有年轻律师过得太辛苦以至于放弃执业。

　　俞智渊是经历四年多的打拼，换了四家律所，几乎做过所有类型的案件。这几年，他代理了不少颇具代表性的案例，比如上海首例不动产预告登记案；“双跳灯”黑车行政处罚案；万州出租车案等。

　　其中不少也是公益诉讼或法律援助案件，他作为律师的开销都是自费，更不收当事人的钱。这些案件也不是常以胜诉收尾，也有败诉和调解结案的。

　　尽管公益诉讼或者法律援助案件非常艰难，胜诉不易，甚至立案都很难，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新律师的锻炼相当充分。在执业的四年中，俞智渊感觉得到认可的还是两件事情，有一件案件败诉了，但是客户在遇到下一个官司的时候，还是来找他；还有一件就是诉讼对方的当事人在下一个官司的时候找到他做代理。“这就说明在庭上庭下的表现获得了认可。”俞智渊深知这种认可来之不易。

　　现在的俞智渊已经成为提成律师，收入上已经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年创收可以达到40万元（律师个人收入从中按比例提成）。再回顾此前经历的种种，他认为“律师生涯开始阶段的‘吃苦’很重要，要坚持下去”。

　　困惑与方向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比较大。”斯伟江一点不讳言，尽管他对“80后”律师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群体中最大的困惑就是自己的执业方向，律师职业几乎要面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个领域与专业都有足够大的空间让一个律师遨游。但是哪一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呢？俞智渊也曾有这样的困惑，尽管他自己也明白：不要过早确定方向，要在实践中寻找方向。

　　中华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如此看待这个问题，他告诉CBN记者，“80后”律师正好碰到了一个法律服务市场相对完整的时代，机会更多。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生人的吕红兵，在他作为律师三十而立的时候，法律服务市场还不太完整，案件类型都非常局限。“不过，‘80后’律师也就此失去了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没有了许多开创性的空间。”

　　吕红兵27岁便担任律师事务所主任，占领了证券法律业务的一块高地，现在担任我国第一家律师集团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合伙人，其法律团队成员多达千人，在2008年其从事证券法律业务以及参与中小企业板IPO项目数排名都名列榜首。而这些业绩，在吕红兵看来都是肇始于三十而立时的“逐鹿中原”，率先开拓的结果。

　　但吕红兵认为，现在“80后”的年轻律师比他们当初具备更为全面的素质，这不仅仅包括法律的基本素养，还有外语能力，还有丰富的个性——这是律师职业最需要的特点。

　　当然，吕红兵也发现了“80后”律师存在的一些缺陷，比如眼高手低、不愿意吃苦。“不少年轻律师看到现在已经较为成功的老律师，有着风光体面的生活，通常容易显得急功近利，甚至幻想一夜暴富。”吕红兵认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些老律师当年奋斗的辛苦，所以他建议“80后”律师心态上应该更加平和，行为更加坚韧。“‘80后’律师群体中，已经有10%左右的人开始走向优秀律师之列，虽然‘80后’律师成为律所合伙人的人数还很少，但是未来两三年会涌现出大量‘80后’合伙人。”

　　或许用不了几年，俞智渊就会成为第一波“80后”合伙人。因为现在的他，已经不再彷徨，他已经确定自己的方向，就是成为一名海商海事律师。上海正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人才一直是“两个中心”建设的短板，除了金融人才，高端法律人才也很欠缺。这可能是另一个值得逐鹿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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