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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母难得给零花钱，春节压岁钱便成为我们全年最大宗的收入。多数压岁钱名义上来自于亲戚朋友，究其实质仍是父母的“转移支付”，因礼尚往来，父母也得给亲朋的孩子们压岁钱。小孩较多的家庭这会儿就该占便宜了，但还不至于会鼓励多生多育———每份压岁钱的上限通常不超过月工资的5%-10%。那会儿日子过得紧巴，出手没法大方。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底层民众主要从事小农经济，讲求节俭，发展出独特的草根理
财方式。中国古代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民间各种名目的红包、份子钱，起到了强制储蓄的作用。比方说，每逢有人结婚，我们就给送去份子钱，相当于把钱寄存在这些亲朋处，等到我方结婚时，他们会如数“送还”。在福建老家，新人结婚一般都可以收到几万元以上的礼金，极大缓解了筹办婚礼的财政压力。表面看，礼金的代价是酒席支出（通常只占礼金总额的40%-50%），实质却是“零存整取”。追根溯源，“存款者”主要是双方父母，只可惜新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忘记这一点。这些“存款”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有“利息”。根据惯例，红包、份子钱的大小与酒席费用、工资水平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当通货膨胀导致一桌酒席的支出由100元升至1200元时，份子钱也会相应地增长11倍左右。有调查称：70年代的结婚礼金平均为1-5元，占当时月收入的10%左右；目前平均支出为100-500元，占月收入的比重为10%-20%。
红包、份子钱在历史上也有其积极的意义。这种“储蓄”固然有一部分是非自愿的，却起到了以备应急之需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记得10年前福建农村还有如下传统：某家孩子很稀罕地考上了大学，家里却没钱，怎么办？自办酒席，邻里亲朋上门贺喜，给孩子红包，实质就相当于凑份子，帮助他上学。碰上小孩满月、建房、红白喜事等，也是同理。老百姓过日子，碰上的主要经济难题不外乎盖房子、娶媳妇、孩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间基本依靠家族及亲朋之间的礼金互助来解决，这样的自发性制度安排，可能没有很高的效率，但相当公平，运行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它不需要配置专业的人员、机构，没有行政费用，没有官场各环节中的跑冒滴漏。时至今日，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尚且无力覆盖到全部农村，故多数农村地区依旧无法完全摆脱这个传统。这虽是不得已的选择，却也是基于农民人均收入低、政府财力有限、基层组织行政能力较弱的实际情况。目前，养儿防老的观念还颇有市场，作为就业保障手段的“均地制”（土地集体所有、限制买卖）同样无法立即弃用。
除了上述的礼金“储蓄”之外，古代中国人有了余钱时，通常的理财办法离不开“土地”二字，不是把金银埋到地下，就是广置田地、起屋建宅。埋的不是铜钱、纸钞，而是金银，可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从而降低物价，相当于起到了保值增值的作用。明代1石米（约180斤）约值2两银子；清代前期1石米约值1两银子，后期因国外白银大量流入，增至2两；目前1石米可卖到白银2.7两（1两兑换约110元）。显然，几百年间藏银都不会吃亏多少。买田建宅更受推崇，连写有《货殖列传》的司马迁都说“以末（指商业）致财，用本（指农业）守之”。这并非中国之福，会妨碍工商业的发育，却是个人的理性选择：社会缺乏法制，政府朝令夕改，动产不安全。
在社会风险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高利贷应运而生。超过25%-30%的年息乃是出于补偿风险的需要，无可厚非；但它也吓退了多数经营正常的工商业者（他们的投资回报率可能还没有贷款利率高呢）。相形之下，据黄仁宇所说，17世纪初年的英国利率已降至5%，荷兰国内信用卓著者贷款利率更是只有3%。中国民间固然有亲朋之间临时融资的传统，但讲究“救急不救穷”，一般不会借钱给你发展经济，况且大家普遍都穷。如此，只能一代接一代穷下去。（文/一虫）
文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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