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银行行长到卖报人

　　———一位四川农民的传奇经历以及他的“尤努斯梦想”

　　“前面左转就是东街，我最早就在这条街上摆地摊，后来所有的故事也发生在这条街上。”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物，老邓的表情有些异样。“我还是不该回来……”他有点后悔，如果不是记者硬拉着老邓回乡采访，说不定他这时已经把一叠报纸卖得差不多了。

　　他今年60岁，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邓。20年前，他曾是省内某县城市信用社董事长、县个体协会副会长、县政协常委。眼下，这一切对这位花甲老人来说已是过眼云烟，如今他在成都靠卖报为生。然而，最近报纸上有关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的报道却扰乱了老邓早已平静的生活。“这不跟我20年前的构想一样吗？如果当时我坚持把‘穷人银行’办下去，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A

　　“娃娃脸”没人敢要

　　摆地摊谋生

　　第一次跟老邓见面，是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公园附近一间不起眼的茶楼。老邓满头的白发梳理得服服贴贴，内穿一件有些年头的衬衣虽然干净，但领口已经被磨破了，外套那件深色西装居然笔挺。这位衣着整洁的老人让我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他是个卖报的。

　　“我前半辈子，从来没得到过一份正式的工作。从16岁到38岁，一直是以打临工养家糊口。还是靠别人的同情才找到第一份临工的。”老邓说，他当时虽说已经16岁了，但看起来却起码要小两岁，很多单位都不愿招他这个“童工”。在屡遭拒绝后，他终于遇到了一家好心单位。那是一家修路的，老邓跟他们撒谎说自己18岁了，开始对方不信，叫老邓把户口拿来看。“我差点急哭了，可能是出于同情，他们终于把我留了下来。”说到来之不易的第一份工作，老邓还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

　　此后，他拉过人力车、抱过片石、摆过地摊。“摆地摊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老邓认为，他这辈子真正活出个人样，要从他摆地摊卖小百货那时算起。

　　B

　　“顺治商行”好风光

　　从“个协”起跑

　　再次回故乡，老邓都情不自禁地要光顾曾风光一时的“东街82号”。“变化太大了。”这一回，老邓已经认不出“家门”了。“你不是那个谁吗？”尽管老邓已经认不出他的“发福之地”，但他却被眼尖的老熟人一眼就认了出来。“门牌号已经调过了，这间就是你原来的顺治商行。”老邻居快人快语说出真相。“没什么事，就是回来看一下。”被人一眼认出来，老邓有点尴尬。“当年你要是好好做生意，现在已经是吃不完花不完了。都怪你自己，东搞西搞的做啥嘛。”老邻居一席话，让老邓更没面子。

　　“确实、确实。”老邓曾经是在当地县城第一个拥有“卷帘门”商铺的个体户。

　　1986年，县城闹市有1家店铺要出租，但抛出条件是必须解决产权单位两个职工的工作，每人月薪还不得低于50元，很多人都觉得搭“两个闲人”不划算，而老邓却立马答应了，还主动把薪水提到了70元，临了还嘱咐一句，工人不用天天上班。“其实，我当时打的小算盘是，我不想让外人知道进货价格和渠道。”

　　接手店面后，老邓跟县房管所签协议时要了一个更狠的条件。核心内容是：只要他没把店铺转租出去，且每月都解决了那两个职工的工资，就永久拥有该店铺的租赁权。

　　“开业那天好闹热，县百货公司、供销社的人都来了，把店门都堵了。”老邓言语间透着自豪。就这样，老邓的“顺治商行”开张了，生意也从小百货发展到了服装。再后来，他被当地工商部门推荐，当上了县个体协会副会长。“那时候，人们爱把个体户叫作万元户，我就成了万元户的头头。”

　　C

　　“中央精神”鼓舞人

　　信用社“上马”

　　虽然日子还过得去，但老邓心里却老为一件事“梗”得慌。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家人和他都受“主流社会”歧视。“那时也没啥书可看，我就长期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等，慢慢地，竟坚定不移地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了。”老邓的生意越做越大，经常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他便找到以前的小学同学———当地某银行贷款方面的负责人寻求贷款，但银行却总是以各种理由谢绝了。老邓身边的很多个体户也遇到了类似情况，都抱怨“个体户贷款太难了”。

　　然而，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198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当地副县长和一位陌生人来到顺治商行。经副县长介绍，老邓知道了陌生人是个副市长。他们给老邓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央已经有文件下来了，有关方面正准备筹建一个‘城市信用社’。”当晚他们还谈到了个体户贷款难问题。

　　受“中央精神”鼓舞，第二天，老邓立马与个协会长到县上的人民银行咨询了相关情况，银行方面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确已经有文件批准可以筹建城市信用社了。这一下，老邓吞下了一颗定心丸。

　　紧接着，老邓、个协会长找到工商局领导，开始了信用社的筹建，两个多月里开了大大小小十多个会，终于拟好了信用社章程、办好了相关事务，最后决定：由个协担任城市信用社承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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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银行”终破土

　　老板是兼职

　　从1986年底一直忙到1987年2月。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城市信用社的资本金最少要达到10万元，老邓他们决定通过发股票的方式筹集。最后，股票被确定为个体股50元1股，集体股500元1股。“开始我只打算买10股，但县领导打趣说万元户的头头，至少要买20股嘛，我于是买了20股，花了1000元。”尽管当时的贷款利率可以达到9%以上，但本着为“穷人谋利”的初衷，信用社最终把贷款利率确定为：城市信用社的股东为8.4%，个体户为8.7%，其他人就是9.0%。“做大后，我们想把他办成一个‘穷人银行’。”

　　1987年2月9日一大早，老邓他们租了当地供销社2楼的会议室，城市信用社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了。“当时只放了几串鞭炮，桌子还是从个协搬来的。有点像开茶话会，每人面前是一杯清茶。”会上，老邓被推选为城市信用社的副董事长。

　　至今，老邓还清楚记得信用社成立当天办理的第一笔个人贷款：2000元，贷款人是个皮鞋匠。“没过多久，他就把钱还来了，还一个劲儿地谢我，别提我多有成就感了。当时，我真的希望每个个体户、每个进城创业的农民能享受到我们的贷款。”

　　随后几年中，信用社果然想方设法地为个体户和穷人办事。“当时我们曾创造了一项新业务，个体户可以在城市信用社全额贷款买车，但他们只拥有车的使用权。每月信用社收取贷款者一定的租金，直到贷款全额还清后，车才完全属于贷款者。”老邓说，这种贷款方式受到很多个体户的拥戴。

　　老邓本人也在信用社贷3万元买了一辆大货车，车门上很牛地印着“顺治商行001”字样，他曾期望这个编号能达到3位数，然而，这辆车却让老邓日后亏了血本，虽然他仍按时归还了信用社的贷款。

　　1990年，老邓当上了县城区城市信用社董事长。这时，他已经很少管理自己商行的生意了。“当上董事长后，我只有30%的时间在打理商行，其他时间都在忙信用社和个协的事。”董事长的“职务补贴”是一个月象征性的二三十块钱，老邓仍心甘情愿。

　　“那个时候，我们信用社的坏账率非常低，现在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和尤努斯一样，非常熟悉那些需要贷款的人，他们尽管不富裕，但信用非常好，每次都能按时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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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井离乡躲“婚变”

　　身陷“银行门”

　　“1993年，由于家庭变故，我主动辞去了信用社董事长职务，郁闷离乡。”说到此处，老邓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在沉默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提到了那件极不情愿提及的事。

　　1993年，老邓在事业的巅峰期跟妻子离婚。而他们当初的结合就被有人讥讽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结合”，离婚行为更让很多人称他是“陈世美”。由于“不想再听到闲言碎语”，他辞掉了董事长一职，把全部家产留给了妻子，毅然决然背井离乡到广西重新创业。

　　而在老邓离开城市信用社时，信用社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元。“但那时的信用社已经跟我们当初设想的‘帮助穷人改变生活’的目标相去甚远了，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富人贷款很容易，而穷人想贷款则基本上不可能了。”

　　离开家乡后，老邓到了广西防城港投资搞酒楼。但由于整个投资大环境受“广西开发热”急剧降温的影响，酒楼严重亏损，让他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至最终血本无归。

　　1995年，就在老邓走投无路之际，家乡成立了民营商会，一位朋友成了商会会长，他想搞一个商会成员间拆借的“互助基金”。朋友让老邓再度出山，协助创办基金会。“现在看来，那个所谓的基金会是不合法的，但在当时却被‘默许’。”

　　怀着对“梦想”未竟的愧疚和对朋友盛情相邀的感激，他回到了故乡。老邓一边租用以前的店铺营业，一边开始筹备基金会。他重新联系上他跑过的银行，再次投身他所热爱的“穷帮穷”事业。

　　“民营企业互助基金会”终于办起来了，老邓也一门心思地扑到工作上。他主动寻访急需贷款的人，一一记下他们的具体情况，然后就着手帮他们解决贷款。

　　但老邓很快发现，“基金会利用了我的关系和知名度来为他们赚钱，完全以赢利为目的了。”老邓一直在跟朋友抗争，但没用。“后来我发现互助基金会甚至开始吸收存款，演变成了典型的非法集资。”半年后，老邓带着伤心和无奈离开了民营商会和互助基金，再次远走他乡。

　　离家后，老邓曾在资阳做过一些投资，但亏损严重，还欠了别人一万多元的债。已经一贫如洗的他觉得“再也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决定定居成都，卖报为生。“听说那个互助基金后来果然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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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紧裤带”学电脑

　　心系尤努斯

　　曾经的互助基金办公室，眼下已经成了一家鞋店。在这里，老邓再次被老邻居认了出来。“基金会早就垮了，说是非法集资，有几个人还遭判了刑。”

　　老邓跟记者嘟哝，“本来好好的事，竟搞成非法集资。还是缺政策监管哪！”

　　现在的老邓，在成都人民公园附近跟别人合租了一间房。每月靠卖报纸大约有600元的收入，除了房租和生活费，几乎没有剩余，还要省吃简用把钱存起来还那一万多元的欠债。可最近，经济窘迫如此的他却花160元“巨资”报名参加了电脑培训，“我‘头期’交了80元，那80元‘二期’付。”

　　“我很想学会上网，多学点东西。这把老骨头再不吸收点养料，就完全废喽！”老邓跟记者说，“到了冬天，卖报生意不好了，我就去上电脑课。”现在，老邓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回到出租屋看电视，而且全看新闻类节目。

　　自打从报上看到了尤努斯的报道后，老邓就又像变了一个人：特别爱搜集有关尤努斯的信息。“卖报和看新闻就是我现在的全部生活。”老邓平静地说，“昨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农民自发办起了信用合作社的新闻，但和以前合作社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而且好像全国已经有了很多家。”老邓已准备向朋友借一下相关文件看看，“希望农民信用合作社的规模办大。”

　　回到成都，记者跟老邓分手的地方旁边，就是一家银行气派的大厦，硕大的金字招牌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老邓不由得又发起感慨来：“我一个穷人，却想通过银行来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相关背景

　　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国际小额信贷领袖，曾获得过总计60多项荣誉，如1978年孟加拉总统奖、1985年孟加拉银行奖、1994年世界粮食奖、1998年悉尼和平奖，以及2004年《经济学人》颁发的社会经济创新奖等，因之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

　　尤努斯1940年出生于孟加拉吉大港一个富庶的穆斯林家庭，毕业于达卡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吉大港大学。作为小额信贷运动的发起人，尤努斯可以说是一位革命家。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开发了一块被传统银行忽视的金融市场，又以政治家的眼光找到了开发这个市场的途径。他创建的乡村银行为成千上万的穷人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服务。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的饥荒，他开始寻找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对策，到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的办法。1976年，在一次乡村调查中，他把27美元借给了42位贫困的村民，以支付他们用以制作竹凳的微薄成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如今，孟加拉乡村银行在孟加拉36000个农村中拥有1092个分支机构，为孟加拉200多万个贫困人口提供了贷款。尤努斯博士将信贷权提升到人权的高度，认为人人都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小额信贷，经过10年的实验示范和推广，从2004年起，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大力发展小额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