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赵小红：游走于乡村与城市间

　　■本报记者 徐谷明

　　站在寒冷的门头沟赵台老村的山顶上，白色的叶蜡石矿，黑色的简易铁轨和横七竖八的木桩散落在整个矿区，为了躲避寒风的袭扰，赵小红整天用围巾包着头，有时做累了，她就会顺着蜿蜒崎岖的坡路爬到山顶晒晒太阳或在旁边嚼着早已冻成疙瘩的馒头，喝着还有热气的开水。她去年来矿上找了个拣矿石的活。

　　赵小红是湖南衡阳人，她和丈夫李贵明2004年到北京这个矿上打工，李贵明在离自己2公里远的矿区下矿。

　　赵小红和她丈夫这几年一直外出打工，在广东待了几年，2003年的时候在老家种地，2004年8月份的时候经人介绍到门头沟这个偏远的矿区打工。

　　车票，编织袋和200元钱

　　2001年的时候，赵小红和丈夫李贵明觉得在家干活挣不了什么钱，“那时米不值钱，种地一年从头忙到尾，过年的时候小孩还买不了一件像样的衣服。”

　　赵小红告诉记者，他们最后下决心外出打工是因为他的一个邻居给在广东的儿子打电话说，家里准备种上5亩水稻。儿子问，能够赚多少钱？邻居说，收成大概3000斤，除去成本大概能够赚600元。儿子最后说：“这还不够我半个月的打工收入，别种了！”

　　另外，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很多种水稻的田都没有人去耕作，大量的良田被荒芜。因为街坊邻居这几年都纷纷南下广东打工了，这些从广东打工回来过年的人都极力劝说赵小红夫妻俩去广东找工作，“帮人看孩子包吃包住一个月都有600块。”

　　这样他们把还在读书的两个小孩托付给了年迈的父母，2001年正月初六，他们和一些老乡南下广东打工了。

　　“当时没有多少钱，买车票花了200多，为了省钱我们用塑料编织袋装了100斤大米。”赵小红对当初第一次外出打工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去广东打工的人很多，整个车厢都挤得满满的，很多人都是从窗户爬进车厢的，在整个行程中他们一直踮着脚，最后列车摇摇晃晃了几个小时后到了深圳。

　　他们刚刚到深圳的时候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用仅剩不多的钱办理了一些在老家没有见过的东西，诸如《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边境通行证》等。

　　在深圳，赵小红和丈夫李贵明在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开始的时候，找活很难，像我们这样没有技术，没有文化的只能进厂找一些活，每天挣几个辛苦钱。”

　　赵小红被分到了一个200多人的制衣厂，工资是按件计算的，每件衣服1块多钱，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多每个月挣900多块。

　　尽管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不过赵小红每个月除去房租，吃饭和一些零花也能够攒下600多元钱。另外，李贵明在厂里做搬运工每个月也有700多元的收入。

　　“那时，我们俩除了吃住，每个月还会有1000多元剩余，过年的时候能往家里寄8000元多块钱，这比在家种地不知强多少倍。”

　　赵小红夫妻俩在制衣厂一直干到年底，他们2001年出来的时候仅有200块钱，过年回家的时候他们用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办了一大堆年货。这是她第一次长时间外出，第一次自己拿着几千块钱回家过年。

　　他们在制衣厂干了2年，每年回家的时候，总会看到村里一些在外打工的人挣钱回家都纷纷买地建房，“当时，我们除去小孩的读书和生活，2002年底的时候家里只攒下7000多块钱，这些钱还不够买地皮的。”

　　赵小红告诉记者，在广东打工的几年间自己虽然没有积攒多少钱，但是小孩还是能够安稳的生活，2002年大儿子在衡阳的一所技校学开车，现在帮人开车。小儿子正读高中，每年高昂的学费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很值得，“要是考上大学，他以后挣钱就容易多了，不像我们这样辛苦。”

　　返乡重操旧业

　　“后来听说米涨价了，1块8一斤，有好多老乡又回家种地了。”赵小红在2003年7月份回家看望刚刚考上高中的小儿子时，许多在广东打工的人都回家重新耕地插秧，还承包了许多抛荒的地。

　　赵小红当时对于这些回家种地的人很是不明白，“刚刚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好说歹说最后把自己5亩转给了别人，当时还花了500块钱求着别人。”

　　后来赵小红从村支书那里得知，“今年国家要有政策变化，私人可以收购粮食了，收粮的人多了，粮价也就跟着涨了。”

　　2001年的时候湖南衡阳地区国家粮食收购价格是45元／50千克，2003年5月份的时候涨到了60多块了，而且好多收粮的人收不到粮食，“一定还会继续涨的。”

　　2003年7月底，赵小红打电话给丈夫李贵明希望他能够回来，经过再三权衡，李贵明决定请半个月假回一趟家，“当时他很不情愿回来，后来我们商量先把地种上再说。”

　　赵小红至今还很得意地说，“那年我们还真是赶了粮食几年才有的大行情，8月份70多块，10月份的时候已经到了90块了，后来一直涨到110元！”

　　对于自己在2003年粮食的意外收获，赵小红觉得自己很有做事的“闯劲”，那年还有很多人并没有在意一直上涨的粮价，他们仍然留在了广东。

　　“当时广东有许多朋友还取笑我们，后来听收粮的人说粮价还会涨，镇上还会对种粮大户有各种补贴。”赵小红和丈夫李贵明一口气承包了40多亩水田。

　　一时间，赵小红和丈夫李贵明成了种粮大户，2003年总共收了2万多斤谷子，除去农药，种子和化肥的钱，“那半年我赚到了1万多，和我们广东打工两年差不多。”

　　2003年11月份，有人主动跑到赵小红家收粮食，“那次我们是满满装了一卡车，第2天我们就拿到了买粮食的1万多块钱。”

　　丈夫李贵明为了种好这些地，后来就没有再回广东的那家制衣厂。

　　赵小红告诉记者第二年她就有些不想在家种地了，还是想到外地打工。因为2004年的时候有好多老乡都想要回原先被承包的那些水田，因为这个问题原先比较融洽的邻里关系开始矛盾重重。

　　“另外，到第二年，什么农药、化肥、种子和

柴油都开始涨了，原先一亩地农药只要50块钱，后来涨到了80多。”赵小红的2004年开春的时候又萌生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2004年赵小红只剩下了8亩多水田，粮价也回落到75块钱，开春的时候，他们决定先把秧苗插上，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后，他们再一次踏上北上的列车外出打工。

　　再次回到了城市

　　2004年初的时候，有老乡介绍丈夫李贵明到广东一个建筑工地工作，“我没有同意，这样的话只能是他一个人工作，另外，在工地干活拿工钱不容易。”

　　自从2001年外出打工以来，赵小红和丈夫李贵明总在一个地方找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攒下钱，分开费用就大了，吃饭还要点两次火，不会有什么剩余。”

　　“后来，我们通过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老乡介绍来到这个矿上，工作快2年了，收入比在广东好多了。”

　　赵小红每天的工作就是从矿渣中拣出被遗漏的矿石，这个活只有她一个人干，因为矿上绝大部分是男人，拣矿渣每天最多挣15块，男人都下矿了，每天能挣个四五十。

　　赵小红工作的门头沟叶蜡石矿区，矿工7点多就要下矿，丈夫李贵明每天都是很忙碌的，平时他们只有回家做饭的时候在一起。

　　“在矿井安全检查和安装木桩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下井了，这样的话他就会来帮我。”赵小红每天除了拣矿石，还要负责把它们搬到500米以外的装货点。

　　赵小红认为，在北京打工不但工资比广东高些，而且矿上在他们刚来的时候为他们办理了一些诸如工伤保险之类的保障。

　　当记者问及她现在找工作有什么感受时，她回答说，“刚刚到广东的时候，找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是没有地方住的话就更麻烦，我们随时都会被请到收容所，我们一般都是投靠亲戚朋友，至少有个住的地方。”

　　矿区是在山顶上，他们住的地方是离矿区3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他们每天都是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出发，山路陡峭难走，赵小红要把一天的饭菜都带上，因为来回一趟要花费一两个小时爬几个山头。

　　让赵小红欣慰的是他们的小儿子7月份要高考了，“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很好的，希望他也能够考到北京来，那样的话，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北京相聚了。”

　　为了让小儿子能够顺利参加考试，他们每个月都会寄300元回去，还会每个礼拜打一次长途电话。

　　赵小红告诉记者，他们再干几年就可以把买地建房的钱准备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大儿子开车可以挣钱了，小儿子可以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