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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峰
当前，进一步扩大消费，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面临的最大现实障碍是人们不愿花钱，不敢花钱，收入、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抑制着即期消费。正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医疗高负担、高房价等背景下，“藏金、盖房、买地”的传统持家理念，演绎出了现代版的高储蓄。
编者按 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截至去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4万亿元，这是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去年第三次跨越万亿元大关；而到今年2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又突破15万亿元，总储蓄率高达45%，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另有数据显示，近5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并未上扬而是一直低走。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将近20个百分点。那么，我国为什么出现一方面是居民储蓄逐年增长，另一方面居民的消费增长却持续走低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江苏淮安地区一个家庭当年的经济账，对高储蓄问题作出一种解答。
前不久，在一个空闲的午后，笔者和一亲戚拉起家常。他们是三口之家，男主人叫王之远，是江苏淮安一外企业务部门负责人。女主人叫王晓霞，在一家保洁公司上班。他们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在幼儿园读书。闲谈中，笔者和王之远两人一起把他家2005年收支账算了一遍。特别是其妻王晓霞是一个过明白日子的人，家里一年大大小小的开支全部按日期用流水账形式记下来，写得清清白白。那么，王之远一家的收支情况究竟怎么样？他们家的钱又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于是，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将他们家的账本进行了整理归纳。
一个家庭的收支账
王之远家的收入总共有三块:一是工资，二是奖金，三是额外收入。先说工资，王之远和其妻王晓霞的账面工资是每月3000元，扣除医保、养老、住房等一些费用为550余元，实际拿到手的钱是每月2450余元。这样算下来，两口子2005年工资满打满算为29400元。再说奖金，王之远所在的部门是业务部门，只要完成公司任务，每月奖金500元。2005年，他运气不错，均超额完成任务。另外，平时逢年过节期间，公司也能发三五百元，这样算来，他全年奖金共为7500元。王晓霞所在的公司基本没有奖金，工资能按时发放就不错了。额外收入是指王晓霞利用双休日帮一家小企业做账，那家小企业每月付给她300元辛苦费。这样算来，王晓霞全年额外收入为3600元。
对前面三项进行总和，王之远家全年总收入为40500元。在淮安市区而言，其收入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王之远家的支出总共有五块:一是付银行贷款，二是小孩读书费用，三是生活费用，四是医疗费用，五是人情费用。这样算下来，王之远家全年总支出为33234元，其支出在当地也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用家庭收入减去家庭支出，王之远一家全年净收入为7266元。面对这笔结余，笔者问他有没有打算用它来投资或消费时，他苦笑着说：“谈投资理财，咱不会，随着小孩子逐渐长大，我们的父母越来越老，还是攒点钱为将来着想。平时，我们夫妻俩省吃俭用，有一分钱都尽量存起来，哪怕银行没有利息，我们也要存进去，今年我们就存了7000元。因为存进银行，积少成多，随着储蓄的数字变大，我们将来心中才能有底。”
高储蓄的背后
我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已突破15万亿元，从正面意义上说，城乡居民经济生活有了新的改善，居民手上有了更多的闲钱，这表明居民富裕程度在提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居民储蓄逐年增长，而居民的消费增长却持续走低，却不得不让人忧虑。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年间，央行曾八次下调储蓄利率，但这并没有对城乡居民的储蓄意愿造成太大影响。
面对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以及连续下降的居民消费意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老百姓为什么不敢消费？我们从王之远家的年支出或许能找到答案。王之远家除了日常开支外，主要开支是归还购房时所贷的款、小孩子读书、医疗费用，他家的支出在目前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前，我国城镇的住房改革和医疗改革事实上使得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买房或者预防疾病发生就必须将自己的相当部分收入存入银行。同样，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使得子女教育成本大为增加，为子女储蓄的动机得以进一步的强化。
当前，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是摆在居民眼前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国目前提供给消费者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物品太少，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这些需求成了“稀缺消费品”，使人缺乏稳定的预期，因此居民存款持续上涨，而消费仍处于低迷。“家有存粮，心里不慌”，作为公共物品，医疗、教育本应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的物品，体现国家福利。
当前，储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不确定性越高，社会保障越不完善，储蓄就越多。从高储蓄来看，它表明广大居民经济负担沉重，广大居民对于未来的社会保障预期不乐观，从而以未雨绸缪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现今社会，千千万万的家庭，无不面临未来的巨大经济支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出了“居民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老百姓不敢花钱是重要原因”的感叹。出于对未来的考虑，人们要把积蓄留作教育、养老、购房之用。据有关调查材料也显示，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在教育、养老、房子这三大重压之下，居民没有充分完善的保障前提下，惟有依赖于财富自足，惟有依赖手中的存款来获得保障感。
同样，城乡二元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也是储蓄集中度过高的一个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市家庭财产的调查，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分别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64.8%和89.1%，而户均储蓄存款最少的20%家庭仅分别拥有1.2%和0.2%。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对收入预期不乐观等因素外，投资机会，特别是金融投资渠道的缺乏，也是中国储蓄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段时间以来，股市长期低迷已使越来越多的居民缺乏投资渠道和投资热情。同样，投资者从上市公司获得回报也少得可怜，这使得我国直接融资市场无法有效分流居民庞大的储蓄资金。在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房地产一度是近年来部分居民认为“更为安全”的主要投资渠道。但2005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我国部分地区住宅价格增幅开始放缓，成交量大幅下降，原本有购房意愿的部分居民和投资者开始持币观望。存款虽然不是直接投资行为，但是它仍有一定的回报而且比较安全，把闲钱存到银行，这个十分“笨拙”但却十分可靠的方式，成为许多居民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财方式。
平抑高储蓄的对策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学上称之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特别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出了大问题，经济则要出大问题。只有“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去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出口增长28.4%，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仅增12%。“三驾马车”并没有形成“三轮驱动”的合力，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明显失调。
前不久，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频频表示，中国当前高额储蓄必须转化为消费力，否则高额储蓄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巨大风险。而且从全球经济均衡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巨大储蓄实际上在补贴着挥霍无度的美国消费者。畸高的储蓄率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现实尴尬，也加大了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风险。国内需求不足和高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是目前中国经济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和高储蓄率有着一定的关联:高储蓄必然对应着对消费的牺牲；而高储蓄也意味着银行资金的相对过剩，高投资率导致的产能过剩必然引发贸易问题。此外，高储蓄率也加大了金融领域的结构性风险。
众所周知，信用缺失让市场有序公平竞争机制及资源配置功能失灵，消费者对现实消费的不良预期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即时消费。而目前消费领域信用水平低下，主要是生产商和经销商的信用水平不高，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抑制了个人即期消费。
当前，进一步扩大消费，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面临的最大现实障碍是人们不愿花钱，不敢花钱，收入、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抑制着即期消费。正是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医疗高负担、高房价等背景下，“藏金、盖房、买地”的传统持家理念，演绎出了现代版的高储蓄。
那么如何拉动消费，平抑高储蓄？有关业内人士认为，应合理引导储蓄分流，扩大即期消费，拓展个人投资领域，进一步理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拓宽和建立利益诉求和表达的渠道和机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来为广大民众提供满足其基本公共需求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等手段尽快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通过规范化工资收入、结构性减税等手段壮大消费信贷的主体阶层；通过扩大财政向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增加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减轻居民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重树消费信心。
二是完善消费信贷管理，改进金融服务。加快资源整合、再造信贷流程，探索个人消费信贷决策、管理新模式；根据不同消费者阶层特点，进行制度创新，开发多样化的消费信贷服务产品；区别对待，划出专门经济资本优先发展消费信贷；适度下放审批权限，简化消费信贷审批环节；完善考核机制，健全基层信贷人员权责激励机制。
三是优化外部环境，提供制度保证。切实稳定房价，让更多居民能够进入购房消费群体；健全消费信贷担保、保险制度，可由政府出资组建个人贷款担保基金，为低收入者消费信贷提供担保服务；加快消费信贷证券化步伐，分散流动性风险；规范消费品税费标准，减轻消费者税费负担；研究制定专门消费信贷法律法规，为其稳步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以央行个人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基础，加快构建完整、统一、覆盖面更广的个人征信系统，并培育专业信用评估机构；修改《破产法》，允许法律上的个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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