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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的长篇新作《财道·富人向天堂》一问世，便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财道小说。
1990年代初期，王朔在北京说“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是金钱关系，最干净的也是金钱关系”，当即遭到了痛骂，遭骂的原因不是他说的不对，而是说的时间不对。十多年过去了，葛红兵在上海说“我要钱，我要过得富贵”，赢得了一片掌声，毕竟这十多年来中国的
变化太快了。
从古至今，金钱与罪恶总是相伴相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股市这样一个资本高度密集的地方，无疑也是一个滋生罪恶的地方。《财道》中的富人认为，“钱就是男人的胆和魄”，“钱就是爱的能力，钱就是爱的工具”。怎么样得到钱呢？小说中邢小丽有一句很精辟的话：“你想钱，就要做钱的孙子，要比钱更卑贱！”这样，“卑鄙就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为了钱，女人不惜出卖肉体；朋友不惜勾心斗角，分道扬镳。因为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了“利用，再利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不规范的股市里，丛林原则一再上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股市大鳄们翻云覆雨，日进斗金；而无数的散户们则战战兢兢，他们的“钱放在股市上就像放在不上锁的钱柜里”，小说中卖报的王阿姨用毕生积蓄买股票，结果股票大跌，欲哭无泪；这种小人物的遭遇是中国千万股民炒股经历的真实写照，读来令人感慨。显然，《财道》是一本极具现实关怀的书，它提出了有关富人原罪、贫富差距等重大现实问题。
股市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从上世纪80年代的
双轨制、到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到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跌宕起伏，有许多人像股市上的富豪一样，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钱，这个货币符号成了欲望者心中的主神。小说主人公崔钧毅就是因为没有钱，被岳丈赶出了故乡三余，在上海备受歧视。而大航集团的老总周重天，对钱顶礼膜拜，为了挽救自己的股票，不惜把女婿逼到绝路；为防止情人邢小丽分享财产，不顾她有孕在身而断然与之分手。如果说周重天是中国的葛朗台的话，那么，小说中崔钧毅以“义”为中心的财道思想，老范以“舍”为中心的财道思想，武琼斯以“取”为中心的财道思想则展示了时下国人不同的财富理念。其价值取向自有褒贬，但无论哪种行为，都是为了完成自我的救赎，得到灵魂的安息，最终获得走向天堂的入场券。
然而，天堂真的是向富人敞开的吗？财富的追逐者们呼吸到了幸福的空气吗？小说的结局给出了一个否命的回答，就像绝大多数以寻宝为主题模式的武侠小说的结局那样，是一个空无。崔钧毅从穷人变成了大富翁，却没有获得预期的幸福，失去了朋友（黄平自杀），失去了爱人（邢小丽最后接纳的是别人），失去了英俊和健康（被毁容）。经过这场劫难，崔钧毅浮躁和骚动的心平静下来，携手张梅隐居他乡，实现了乔峰和阿朱的宿愿。
崔钧毅的身上有《红与黑》中于连的影子，他们均出身草根，为改变命运而负重向上，但这种向上都具有不稳定性和破坏性，他们的人格基调是中性、甚至灰色的。命运给于连开的玩笑，是将他送上断头台，而给崔钧毅开的玩笑，是以身体的伤残为代价，换取了财富上的辉煌。
范建华是《财道》中最传奇的人物。如果按图索骥，无论崔钧毅、武琼斯、邢小丽还是周重天，在现实中都隐约可觅，惟独范建华，他在闹市中卖盒饭，在崔钧毅接管黄浦证券后出山，看
到崔钧毅辉煌背后的隐患时，毅然激流勇退，这种对财富超脱于物外的态度，颇有老庄之风，也是直面财富时惟一的清醒者。这种清醒，是对人性深处的巨大欲望保持警惕。正如他对崔钧毅说的，“我是认命和躲命，你是不认命，挑战命运的啊！”我相信，作者精心描述的一个并不存在的范建华，其实代表着世人面对财富时的不知所措。
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幼稚的，突如其来的金钱，并没给生活带来幸福，而是多舛的命运。在金钱面前，人性已经被剥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尊严已荡然无存。在财富面前保持人性的尊严，是《财道》留下的巨大悬念，也是掩卷沉思的重要命题。
“苟富贵，勿相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对富贵有清晰的认识和追求，只是后来的文人越发的扭捏作态，心里想钱想得发疯，口中却把仁义道德、革命理想挂在嘴上，念念不忘。
葛红兵想来是参透了人的自私的本性，看穿了人虚伪的外衣。在《财道》篇首，即借崔钧毅之口道出“我要钱，我要过得富贵”，那个差点成为他岳父的老人给了他一耳光。想必这一耳光非常响亮，把人们从各式的发财梦中惊
醒，原来还可以这样直白地表达理想啊？
崔钧毅无疑是个理想人物：他拼命挣钱不是为个人享受，而是为了成就感、尊严感，为了回报亲友，从未丧失自己的道德底线，而且单凭细腻的味觉和嗅觉就能识人，其实是一种见微知著的灵气或悟性。崔钧毅之所以没有重蹈武琼斯和周重天的覆辙，就是因为他始终葆有一颗敞开的善良之心。
上海是个海。一片财富、商机、资本、金融涌动的汪洋大海。自开埠以来，无数职业经理人、投资者、冒险家、金融家的人生悲喜剧便不断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综观二十世纪的上海文学史，除了茅盾的《子夜》运用社会分析的手法开创了民族工商业题材小说的先河，其他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或者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或者沉溺于勾栏瓦肆等消费场所的风月描写，或者取材于家庭日常伦理的冲突，而对于宏观的资本和金融世界来说，“海派”文学相对是失语的。上世纪90年代，新生代的作家如毕飞宇的《上海往事》、虹影的《上海王》等也多以旧上海为背景，对个体人物的历史命运进行深层开掘，但作品缺乏对当下时代的把握。俞天白的《大上海人》系列，发觉了海派文学的这种缺失，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全景式地描绘商业开放时代，但因为缺乏成功的人性刻画，也很快趋向沉没。但是对于小说家，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小说家来说，能否对当下生活发言、能否揭开生活表象背后的人生密码，或者说揭示出当下都市生存的内在精神，又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从这种意义上说，葛红兵的小说《财道·富人向天堂》以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证券业的迅速崛起为视点，将
个人的成长与中国当代证券、金融业的整体面貌加以整合表现，正是试图开掘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新一代财富创造者的生存图景和当下时代内在的精神品质。（10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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