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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名叫“阿星”的打工青年充满曲折的悲剧性人生经历，引发人们太多思考。这名因坚拒加入“砍手党”、特别有意识远离犯罪而成为新闻人物的青年，7月6日刚刚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两天后却杀死了辞退他工厂的主管。“我似乎总也逃不出那张网”———“阿星”如是感慨。
带着“阿星”的故事，阅读7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上一则“富人安全感告急”的报
道，突然有一种特别异样的感觉。据报道，中国的富人越来越感到不安全，有一位企业家的父亲，竟然屡遭绑架！因而，富人们开始给自己构筑一个又一个“安全堡垒”，一些针对富人遭绑架勒索的险种也应运而生。看来，罩在“网”中的不仅有“阿星”，还有富人。
“每个人都不是孤岛，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阿星”那句沮丧至极的“似乎总也逃不出那张网”，固然只是个人哀叹，但于更多的人，又何尝不是警告？是啊，只要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谁能真正逃离呢？无论他是谁，又怎么可能只过一种有权利无义务、有享乐无忧愁、有得到无付出的生活？而反过来理解亦如是：在平等、民主等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又怎么可以对某些人群长期剥夺，让他们只是辛劳，而无多少追求幸福的机会？
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人群———民工。以“阿星”为例：他打工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春节外，全年只能休息一两天，即使这样，月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阿星”感慨：“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这不只是“阿星”一个人的感受。当前在很多地方，民工工作的高强度、低工资(还要把被拖欠暂且搁在一边)、低生活条件，已经屡遭诟病，可好转的迹象却总是不明显。这源自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很多地方，竟是将“廉价劳动力”当作竞争筹码的。试想，如此情况下，又有谁肯主动提高民工的待遇？
当然，社会阶层之间有分殊总是难免的。总会有一部分人———多半还是一大部分人，要在社会的底层辛劳。在社会生产力不是足够发达，社会财富不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来自底层的抱怨乃至诅咒，总是难免的。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努力用倾斜性的政策消除这种抱怨和诅咒。如果暂时力量有所不及，也应该极力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让失败者的抱怨更多指向个人的能力，指向那渺不可测的偶然命运。现实却并非如此。户籍、就业等制度种种人为的壁垒，使进城务工的民工不仅未能受到倾斜照顾，而且受到更大的剥夺。民工们要到城市谋生，而且还要受城市剥夺，这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吗？显然不应该。他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权利和机会追求更好的生活。可现实是，这种理应与生俱来的、通过正当途径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机会，却已经大为缩水———因为不均衡的教育，因为不公允的分配，因为城里人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中那顽固的歧视……
如果某个人群的生活状况并非由其智力、体力所决定，而只是因为“他人”的因素，甚至是因为歧视，那么这个人群产生“以他人为地狱”的敌意就在所难免。此时，一些人开始铤而走险，用暴力手段谋生，似乎总会成为一种必然。当然，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所造成，用暴力手段谋生都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都必须受到法律严惩。
据悉，在整个珠三角，目前已经形成外来务工人员“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有一部分人“傍老”生存的局面(7月11日《中国青年报》)。看到这样的描述，不免一阵悚然———“靠暴力吃饭”竟然成为一类人的生存方式？而且“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样一个潜在的对应逻辑：如果社会不能为“苦力”提供最后的保障，那么对他们而言，当苦不堪受时，最后的“保障”或许就只有“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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