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富得不自然 显出市井心态

　　少数富豪富得不自然，尚未完全消化自己迅速攀升的位置和财富

　　江西省一位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在南昌市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内违规修建豪华坟墓，经媒体报道后，豪华坟墓已于19日上午开始拆除。建墓当事人、江西煌上煌集团董事局主席徐桂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几天我的内心很不安，在不断反思。修墓这件事，确实存在不妥和违规之处，不仅给我本人、企业，也给社会和政府带来了不良影响。”

　　此前的舆论指出：这座从2002年起以毁灭三四百平方米的林木为代价、至今尚未完工的豪冢，严重破坏了山光树色的秀美与协调，因建墓人的身份特殊，连区里民政部门也拿她无可奈何，在当地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无独有偶，前段时间，江西的一批富豪违规在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莲花洞森林公园抢建别墅的丑闻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违章兴建豪华别墅风刮得非常猛烈。

　　轰动一时的豪华坟墓事件进展很快，据最新的媒体报道，现在现场已遍布拆除的石块，最下面的两层平台和通往墓穴步道两侧的雕花护栏均已拆除，墓碑则被大量拆卸下来的水泥板遮住。而且，当地政府已经要求当地各部门从“梅岭豪冢”事件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增强政策意识、法制意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虽然结果已经朝着大家希望的方向进行，但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在学者北野的眼里，女企业家风景区里建坟墓的行为与富豪街上吐痰、公共场所堆放生活垃圾是一样的性质，都是富豪道德缺失的一种表现。北野认为，中国的富豪富得太快，以至精神还留在筒子楼和大杂院。

　　富人自律有没有底线

　　旅美学者薛涌指出，在中国的先富阶层中，我们只有财富意义上的富豪，缺乏文化意义上的富豪。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个个富豪却极尽所能地用奢侈消费、好车、别墅，甚至是豪冢来标榜自己的富人身份。当然，国外用了几个世纪才积淀传承下来的上流社会文化，我们不能奢望当下的中国富豪们在一两天内学会。我们可以容忍富豪们不热心慈善，容忍他们尽情摆阔，但有一个底线绝对不能宽容———至少他们不能侵犯其他人的利益，尤其不能侵占公共资源。

　　但是，当常识变成了需要几次三番强调的准则时，一切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对此生活在富人区的曹女士表示很能理解，因为富人占有很大的社会资源，他们往往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对别人要求很高而对自己要求很低。

　　曹女士在北京某富人社区拥有一套300平米的别墅，她在自己生活的小区里就能感受到，有时候邻居把音响开得很大，有些人就会指责人家的不是，而当自己把音响放得很大时，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不对；别人家养的狗叫，有人就会认为影响了他的休息，而当自己家的狗叫时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还可以经常见到在高速路上开着很高档汽车的人突然从车窗里扔出一个烟盒，甚至还有人把车停在路边小便。这样的行为不仅老百姓难以接受就连富人自己有时候也感到很是气愤。

　　有专家指出，我们的确还未曾拥有健康的富人文化。缺少了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富豪们，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单靠富人们的自律是无法保证他们不侵犯公共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监管到位应该义不容辞。

　　尚未建立更现代化和多维的富人观

　　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沈杰认为，过去的富人往往只能称作是经济上的富人，他们缺乏地位意识，仅仅以其财产的多寡来衡量是否是富人的观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富人观。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化接轨的潮流告诉人们，应该建立一种符合社会发展的富人观念，也就是说建立更现代化和多维的富人观，财富数字是一方面，还应考虑他所接受教育的程度、所拥有的权利以及社会声望。

　　曹女士认为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国内的很多富人都是靠自己打拼富起来的，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心理，会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人物，再去按步就班地和普通人一样遵守道德和行为规范就显得俗气了。甚至还有人会觉得你没有犯点错误，那就是你没有能耐、没有钱、没有权、没有背景，许多人还对这种“不拘小节”的作风很赏识。

　　专家认为，分析任何人的行为都要把他放置在其生活的特定的环境中去考虑，中国富豪的致富经历是有其时代性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无论是计划体制中发家的人还是市场经济中富起来的人，当时的环境都给了他们创造财富的环境和土壤。也正是这些人敢于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敢于在不成熟的体制中探索，但他们当时所表现出的胆识和所实施的策略却并不一定与现在的文明社会要求想符合。文明体现的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比较有序、公正、和谐。

　　事实上，即使国外的贵族或者绅士也都是经过漫长发展历程的。沈杰认为，培养一个绅士需要多少年，不是简单地说吃饭时你该怎么样，人际交往时你该怎样，起码先需要有一代人逐渐地一点点衍生文明的素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暴发的痕迹在一些富人身上挥之不去

　　正在日本东京攻读博士的王京，爱看日本某电视台深夜的一档介绍富豪生活的记录节目，最近这档节目跟踪拍摄了上海富人太太的日常生活：几个富太太一起去国际顶尖奢侈品牌店购物。一位太太看中了一条大红色、标价5万的裙子，试穿后并不合身，不过她还是买了，要求店家修改，过几天再来取,逛完街后到家中采访，女主人的宅邸从电视上看十分豪华，日本电视台的记者请她展示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女主人一下拿出了十多只价值百万以上的欧洲名表，齐齐陈列在高级丝绒中。在之后的一场富人聚会中，他们随意地吃着鹅肝酱、鲍鱼，轻松地探讨着政府的市政建设。

　　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秘书长杨清山认为，中国奢侈品消费在乍富还贫阶段，也曾经出现过一个群体暴发的迹象。杨清山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中、90年代初，中国奢侈品无外乎以下标志：“金链子恨不得像拇指一样粗，珠宝全部披挂上身，开丰田车，系金利来领带，喝人头马，吃龙虾”。这种暴发户型奢侈，突出表现在深圳、海南开发热阶段。即使是现在，暴发的痕迹也在一些人身上挥之不去。不少富人富得不自然，还没有完全消化自己的位置和财富。

　　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德曾经分析过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他认为，为过上百万富翁的生活，拥有一百万是不够的。经历了个人奋斗而富足的人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甚至一生去学习以前认为是浪费的、在新的生活条件下是必要的消费行为。

　　杨清山发现，乡镇企业家式的暴发型奢侈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褪色：一些人是因为知道了赚钱不易，更加理性，而另有一些人已经对奢侈习以为常，渐渐学习到了奢侈的花费方式。

　　本报记者 朱晨辉 冯志新/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