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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上一个世纪，而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均堪称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一。战争共席卷了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军民伤亡1.6亿多人，军费消耗13000亿美元，物资损失42700亿美元，精神创伤难用数字显示。
空前暴烈的一战结束之后仅仅20年，世界就再次发生了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概因于一战结束时英法领导人低下、堕落的外交素质所一手造
成的拙劣的国际安排。而二战结束迄今一个甲子，两极对抗几近半个世纪，美苏数次剑拔弩张，局部地区冲突仍频，世界却再无类似全球性战争。除了因为破坏性空前强烈的核武器的发明加大了核武器掌控者的伤亡预期之外，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其由此导致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增大、经典国际关系时期的军事领土扩张渐次为经济上的互利互往、和平发展所代替亦成为主因之一部分。伴随着战后国际道义伦理发展的是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民族主义国家增生的是经济成为主要国家利益之后的国家财富增生。
而在体系之下的国家层次上，在世界政治强权竞逐的无情的、永恒的铁律支配下，各个国家的国情国力此消彼长，国际政治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因各国在战后6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各异而进行重新分配。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但也正如萨缪尔森所说，美国已不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塑造者和霸权国；中国在一场举世瞩目、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改革开放政策导引下正步伐坚定地走向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两个俄罗斯，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联邦，不停地探索着如何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德国放弃了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威廉二世的“阳光下的地盘”、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等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把战略目标集中在发展经济上，“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成就斐然；法国不再把德国视为世纪敌人，转而与德国携手促成了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欧盟这一连串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制度设计；机会主义者日本享尽战后“和平红利”和霸权国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亚洲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数次“战争景气”使日本晋身为世界经济主要大国之一；昔日霸主英国总是放不下帝国心态，面对蓬勃发展的欧洲统一趋势和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反应迟缓，眼睁睁地看着本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日益落到日本和其他欧洲大国的后面。
从本期即本周欧洲开始大规模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开始，至9月份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止，本刊将在陆续刊出总结战后60年塑造国际体系的七个大国的经济、财富发展模式与得失的五篇文章，希望从这一角度去接近国际经济史变迁和国家发展大战略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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