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文

　　1919年12月，中国上海，由一个美国青年创建的“皮包”保险代理公司开业。这个美国青年叫史带，此前在旧金山售卖冰激凌和汽车保险。

　　可以膜拜哥，哥不只是传说。改革开放后曾经一度被视为狂妄的各个创业故事，以及作为最终失败者面目出现在教科书里的那些无忌狂言，事实上尚没有史带先生的中国创业故事更具备曲折和离奇。

　　九十年前的史带，一定难以想象他开设的这家美亚保险公司，后来能将形象广告做到最热门的俱乐部足球队曼联的球衣上(虽然这已经是过去的传说了)，能成为全球顶尖的金融巨头；并且，美亚-友邦-AIG竟然可以庞大到，作为本次金融危机最主要的祸首之一，被美国总统、财长、美联储主席切齿咒骂的对象，后者们却不敢拿出“毙”掉雷曼兄弟那样的勇气将其“正法”。史带此后再挑中格林伯格作为AIG接班人的时候，也一定不会想到与他有深切渊源的中国，早就有了一句谶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格林伯格将AIG做到了如日中天，却也由此埋下了悔之莫及的巨大后患。

　　《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一书由史带先生、美亚-友邦-AIG的故事作为中国现代保险史章的开篇，大概是别有深意的。因为此后很多年，当中国保险业的巨头们、监管者们也有样学样般的搬出国情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时，一定难以回答这样一系列疑问：何以一个外国人可以在1920年代开始，“把鞋卖给了不穿鞋的人”，还由此做出了世界顶尖的保险公司？为什么史带这样一个美国人，可以在当时的战乱中国，读懂中国人的心思、迎合中国客户的愿望，而几十年后的本土企业家们反而不能？

　　带着一丝沉重，或者说冷静，该书以编年史的体例开始为我们讲述90年来，中国产业的喜怒哀乐。

　　说是90年，实则其间有效活动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那么连贯。该书在1919-1979年六十年间的着墨不多，这或可解释为资料匮乏，这期间中国保险业活动区域、业务量、涉保金额实在太“拿不出手”，但仍需予以批评的是，对民国时期上海等港口口岸城市华商、外商保险业发展太过简略，以至于无法让读者和研究者由此寻找解读的参照：

　　那个时间段里，政商金融关系究竟有哪些值得后来人检讨反思？保险企业运营管理的思路有没有更具体的反省价值？华商与外资保险企业生命周期、风险应对等主题特点，可以为今天提供哪些警示和借鉴？这些问题被省略，或者没有被确定为这本书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我们可以从眼界更开阔的商业史作家吴晓波那里，看到《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对前述追问的思考。民国时期有过的那些冒险家的成功、理想主义者的痛苦和失败，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几乎全部一一重演，我们未能因为有过历史而完成进步。

　　当然，这本书总体上是瑕不掩瑜的，作者将大部分篇幅落于2000年后，1979-1999年几章的铺开也是为了2000年后的几年作铺垫。这似乎也容易理解，只有当“演员”纷纷登场亮相，中国保险业渡过了迷茫无助的试水期和反复排练，终于迎来了精彩而残酷的现场对决。

　　这本书认为，保险业是“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可谓一语中的，提示出中国保险业内生的最致命矛盾。无论是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太平洋保险这样的行业巨头，其在成长阶段所经历过(今天看来)殊为可笑的“利差损”、投连风波、交强险争议；还是每每随着审批发牌政策开放，诞生的“垃圾”、“问题”保险公司总是要多过于“健康”、“平稳”的企业；甚至在巨头们赶时髦的“国际化”，积极引入外资的过程中，急功近利始终成为中国保险企业挥之不去的底色。

　　漫漫九十年，十年的高潮，野蛮成长、野蛮阻断的图景处处有，其间还不乏暗度陈仓式的“偷鸡”、业内巨头欺上瞒下与民争利的行径，而盘点中国保险业最糟糕的案例，则要数曾经被中外政要和业内人士们寄予厚望的合资公司——它们既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痼疾，也染上了不通国情、照搬模式和产品的恶习。少数凭借体制和牌照垄断优势而赢得市值全球第一、第二的企业并不值得推崇，暂时脱身于美国剧毒保险衍生品危机的幸运也不是每一次都能碰上的，美国人史带曾经面对过这片市场、征服这里的人心，如果我们至今仍不能从中找出真正的价值规律、不能实现超越和飞跃，那么等待着这个行业的，可能有宿命，也或许又将是回转。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