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保险投资渠道应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结合起来

　　记者：日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保险公司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保监会正在制定有关的试点规则；同时，正在修改的《保险法》可能会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您认为，保险投资渠道的再放开是否会很快带来保险公司未来投资收益提升？

　　孙祁祥：从上世纪90年中期，保险投资渠道经历了多次放开。目前，国外保险公司能投资的渠道可以说中国基本上都放开了。但保险公司投资与其他投资不一样，绝对是安全性第一。从保险监管来说，放开渠道，就给保险公司一个选择权；因为对保险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险企有机会赚钱的时候，不能因为监管部门没有放开渠道，而使其丧失获取收益的机会，使经营受到损失。但同时，监管机构必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它需要根据投资环境、保险公司经营能力、偿付能力等状况设定一个投资比例，这是必要的监管措施。如果保险公司治理机构非常好，具有非常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一个真正对股东、保民负责的企业，在多条渠道放开后，它也会根据自身实力和市场变化情况，在众多投资渠道中选择对企业来说安全性最好的渠道组合，而不是像赌博一样，选择“撞对了”对自己来说是高收益，失败了最后则由监管部门、财政兜底的投资组合。

　　对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要看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模式。如果政策、机会对所有公司是一样的，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在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保险资金进入到基础设施行业，分享投资的成果，从积极意义上说，没有问题。但我看国外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比如像美国，它的投资渠道是比较宽的，但保险公司投资的70%左右是债权投资，股票占比非常小，一般账户的股票投资只占到6%至7%，平均在10%以下。虽然在它的特殊账户中，股票投资可以占到80%至100%，但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投连险至今，投连险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大部分是定期寿险，这样的险种结构反映出美国保险行业主业定位相对比较清晰。因此，放开保险业投资渠道，对公司提升投资收益来说是积极信号，但对监管部门来说，放开渠道、控制比例、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应有机结合起来。

　　解决医患保三者博弈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索

　　记者：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就深化医改公开征求意见，保险业界对新医改方案中商业健康险定位不明颇有微辞。您作为北京大学医改方案课题组成员之一，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祁祥：我认为商业健康险在医改中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时在进行北京大学医改方案课题研究时，我们小组在讨论时提出，中国医疗体制完全由政府主导，实行全民医保，国家财力不容许。因此，应当像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一样：基本保障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超出基本保障的部分，由商业保险来补充。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全民医保三支柱框架的改革思路和建议。但从目前健康保险的实践来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何解决医疗机构、患者和保险公司三者博弈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处理不好，道德风险很大，保险公司吃亏，它就不愿意做了。目前我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如果对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保险进行公众调查，医疗健康保险总是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需求空间很大；但从供给方来说，保险公司则非常谨慎。我经常讲保险的特殊性。按照经济学讲的供求规律，某种产品如果需求大，价格就会上去，由此吸引更多的产品供给者进入该领域，产品供给多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但保险不一样，对某一险种越有需求，说明损失概率大，供给者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就越大。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保险公司卖出的保单越多，赔付就会越高，这就是保险业中的供求背离现象，它是投保人“逆选择”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第一要肯定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医改方案中必须强调商业保险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完善体系有重要的作用；第二要承认当前保险业发展程度、风险控制、专业化服务水平比较低，包括医院、患者、数据，IT系统、专业人员配备等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包括保险业在内的全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