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小平　

　　进入2008年，中国保险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形势。

　　上半年保费增幅创历史新高，国内前几大保险集团将保费高增长势头延续至今。1至9月，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7939.6亿元，同比增长49%；而同时，支撑行业发展的另一只“轮子”———保险投资收益受资本市场拖累大幅缩水，今年前三季度,保险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为2.1%,尚不及去年同期的1/5。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全球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破产边缘，重创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保险业常胜不败的信心。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三季报的亏损，中国人寿利润的下滑，更让人们感受到行业发展的阵阵“寒气”，由此，保险业“过冬”呼声响起。

　　我们该如何判断中国保险业下一步发展走势？日前，记者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保险系主任，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教授就保险业未来何去何从、保险投资渠道放开、新医改方案中健康险定位等保险业热点问题进行了对话。孙祁祥教授依然看好未来保险业发展。她提出：五大因素将支撑中国保险业继续呈现增长的态势。

　　投资收益丧失并非等同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停滞

　　记者：目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保险业发展中结构的不合理问题更加凸显；而作为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保险投资收益下降，又使保险业必须承受资本市场波动的考验。因此，有些人对保险业未来发展表示担忧，那么保险业发展的快车时代是否真得结束了？

　　孙祁祥：我个人认为不会。2007年资本市场发展好，投资收益提升比较块。但从保险公司来说，保险投资的本源———保险资金是从保费来的。举例说，如果一个保险公司险种结构大部分是传统保险，另一个保险公司主要经营投连险。由于投连险资金规模大，保费进来后把资金拿到资本市场投资运作，该公司成长性在这一阶段肯定好，但快的主要原因在资本市场，它获得的是投资收益，很难说是本源业务在发展。

　　因此，当我们分析市场时，把2007年至2008年保险业的发展看成是正常发展是不准确的。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至今，保险投资收益大幅度增长只是出现在去年达到10％至12％，而过去这么多年投资收益平均为3％至4％，但保险业平均增长却在30％左右，发展非常快。因此将投资收益的丧失等同于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停滞，是使用了错误的分析数据得出的错误结论。仅仅依据资本市场不好，导致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就预言保险业快速发展时代的结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支撑保险市场发展的要素并没有改变。

　　五大因素支撑保险业快速发展

　　记者：您认为支撑保险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孙祁祥：主要有五大因素。一是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保险业与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保险业就越发展。二是政策性因素。在中国，政府作用强于其他国家。而从基本面来说，政策的信号非常明确，党中央、国务院的很多文件中都反映出，国家发展商业保险的立场是坚定的，这条路将持续走下去。三是所有制因素。商业保险的发展与所有制有很大关系。随着中国居民私人财产的增加、特别是像住房、汽车等私人财产的增加，对财产保障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同时，个人的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就有了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就需要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组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一般百姓的金融资产中，保险资产占30％左右，银行储蓄占30％，其他投资占30％左右。而我国，保险资产比例非常小，这个差距表明对保险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四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持续。伴随着这样一个进程，到城里来的农民，脱离了土地保障，必然寻求货币保障，意外险、健康保险、寿险业发展都会有很大的需求。国外的经验表明，其寿险大发展时期均发生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阶段。五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变。我曾经提出，在发生大灾之后，主要是依靠财政手段还是保险手段来帮助恢复经济，实际上可以看出一个经济的特质：前者还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或者说计划经济，后者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既定的，因此，发展和完善内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元素之一———保险制度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义。由此可见，不管从那个角度说，保险业赖以增长的支撑因素依然存在，未来保险还是机遇很大、机会很多的市场，关键是保险业如何创新以设计出更多的新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还有一个佐证，衡量是否是新兴市场的很重要的指标，是看游资。多年以来，外资、民间资本一直对中国保险业保持强劲信心，这也是证明保险业发展的基础，承袭增长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当然，在树立对保险市场发展前景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前些年提出的制约保险市场发展的几大“陷阱”还仍旧存在。具体来说，就是“投资陷阱”、“人才陷阱”和“制度陷阱”，如果不能跨越这些“陷阱”，则会形成保险业的“发展悖论”，即发展速度越快，风险将会越大。另外，保险业在过去20多年的增长中，还是过分强调发展速度。但同时，我也强调，不能因为说出现金融危机了，保险公司就不能做投资业务了，投资还是保险业发展的生命线。不过，保险业毕竟是以主营业务为基础做投资，必须以主营业务作为投资的支撑条件。

　　放开保险投资渠道应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结合起来

　　记者：日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保险公司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保监会正在制定有关的试点规则；同时，正在修改的《保险法》可能会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您认为，保险投资渠道的再放开是否会很快带来保险公司未来投资收益提升？

　　孙祁祥：从上世纪90年中期，保险投资渠道经历了多次放开。目前，国外保险公司能投资的渠道可以说中国基本上都放开了。但保险公司投资与其他投资不一样，绝对是安全性第一。从保险监管来说，放开渠道，就给保险公司一个选择权；因为对保险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机遇，当险企有机会赚钱的时候，不能因为监管部门没有放开渠道，而使其丧失获取收益的机会，使经营受到损失。但同时，监管机构必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它需要根据投资环境、保险公司经营能力、偿付能力等状况设定一个投资比例，这是必要的监管措施。如果保险公司治理机构非常好，具有非常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一个真正对股东、保民负责的企业，在多条渠道放开后，它也会根据自身实力和市场变化情况，在众多投资渠道中选择对企业来说安全性最好的渠道组合，而不是像赌博一样，选择“撞对了”对自己来说是高收益，失败了最后则由监管部门、财政兜底的投资组合。

　　对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要看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模式。如果政策、机会对所有公司是一样的，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在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保险资金进入到基础设施行业，分享投资的成果，从积极意义上说，没有问题。但我看国外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比如像美国，它的投资渠道是比较宽的，但保险公司投资的70％左右是债权投资，股票占比非常小，一般账户的股票投资只占到6%至7％，平均在10％以下。虽然在它的特殊账户中，股票投资可以占到80％至100％，但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投连险至今，投连险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大部分是定期寿险，这样的险种结构反映出美国保险行业主业定位相对比较清晰。因此，放开保险业投资渠道，对公司提升投资收益来说是积极信号，但对监管部门来说，放开渠道、控制比例、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应有机结合起来。

　　解决医患保三者博弈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索

　　记者：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就深化医改公开征求意见，保险业界对新医改方案中商业健康险定位不明颇有微辞。您作为北京大学医改方案课题组成员之一，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祁祥：我认为商业健康险在医改中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时在进行北京大学医改方案课题研究时，我们小组在讨论时提出，中国医疗体制完全由政府主导，实行全民医保，国家财力不容许。因此，应当像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一样：基本保障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超出基本保障的部分，由商业保险来补充。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全民医保三支柱框架的改革思路和建议。但从目前健康保险的实践来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如何解决医疗机构、患者和保险公司三者博弈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处理不好，道德风险很大，保险公司吃亏，它就不愿意做了。目前我国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如果对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保险进行公众调查，医疗健康保险总是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需求空间很大；但从供给方来说，保险公司则非常谨慎。我经常讲保险的特殊性。按照经济学讲的供求规律，某种产品如果需求大，价格就会上去，由此吸引更多的产品供给者进入该领域，产品供给多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但保险不一样，对某一险种越有需求，说明损失概率大，供给者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就越大。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保险公司卖出的保单越多，赔付就会越高，这就是保险业中的供求背离现象，它是投保人“逆选择”的结果。因此我认为，第一要肯定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医改方案中必须强调商业保险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完善体系有重要的作用；第二要承认当前保险业发展程度、风险控制、专业化服务水平比较低，包括医院、患者、数据，IT系统、专业人员配备等有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包括保险业在内的全社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