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企业和资本保驾护航

　　●　中国信保公布囊括全球主权国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2006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5个年头了，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的经济金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商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需要看到的是，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和纷繁复杂、难以把握的商务环境，其中，国家风险是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对国家风险的漠视可能招致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对国家风险的过于畏惧又会让企业在机遇面前坐失良机。因此，对于已经和计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风险防范意识至关重要。采取何种风险防范措施，如何有效地规避各种对外投资风险，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重大课题。

　　恰值此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了我国首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从而标志着我国国家风险分析体系的正式建立。中国信保把自身的风险管理技术转变为一种开放的社会资源，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过程中进行风险识别、有效防范风险提供了科学的参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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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石洋

　　两轮发布：190个主权国家悉数登场

　　中国信保是目前国内惟一一家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经过多年来对全球190个主权国家(除中国外)风险水平变动的密切关注和实时跟踪，2005年12月，中国信保首次出版了《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对全球60个国家进行了风险分析；2006年12月，中国信保再次出版《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囊括了除2005年出版的60个国家外的130个国家的风险分析。经过首轮两年的发布周期，《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在国家数量上实现了全面覆盖，除中国外全球190个主权国家已悉数登场，中国信保对每一国别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形势悉心描绘，并给出国家风险参考评级。

　　在中国信保2006《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信保总经理唐若昕介绍说：“自1989年我国开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伊始，我们就开始了对国家风险的研究。随着我国出口和投资的飞速发展，中国信保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逐步并最终建立起了以国别信息库为基础、多信息渠道为支持、“中国信保参考评级”为核心、专业化队伍和技术为保障、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主要载体的国家风险管理体系。中国信保在对“国家风险”评估时，完全基于客观数据和实际状况，针对企业个体单独在一国从事商业活动时，应该考虑的客观风险而分析。”他告诉记者，2006新出版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采用统一标准行文，各篇结构相对固定。全篇分为“国家基本信息”、“政治状况”、“经济形势”、“投资状况”、“双边关系”以及“总体风险评估”6个部分。在2006版《报告》编写过程中，中国信保秉承了2005版《报告》的特点与优势，坚持以“中国视角”为出发点，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双边关系、地缘政治和历史渊源等特殊因素，以支持我国外经贸政策，配合出口企业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共同发展。在《报告》关注的190个国家中，既有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也有未建交国家；既有我国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重点国家，又有非重点国家；即使针对小国家，报告按既定格式无一例外地做出了系统全面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国别研究分析方面的空白。

　　在国家风险管理论坛精英对话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宿景祥先生对此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宿景祥先生谈到，风险意识是我们中国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周易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忧患，强调转危为安这种意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而且始终没有断过，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的范围是很宽的，企业在海外经营更是缺不了忧患意识。中国真正开始了解西方、认识世界，而且是成系统的，最早是林则徐，再就是《海国图志》。1979年以后出了《世界经济年鉴》，这些都是对世界的一个认识。而中国信保发布的这部《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把中国对风险的认识提升到了国家层面，不再局限商业。风险强调的是不同层面，世界各国的重要信息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决定了我们在海外经营的一些成败，认识国家风险就等于把我们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上，来认识世界，融入国际。

　　国家风险分析：虽千差万别，却有规律可循

　　从中国信保的两轮《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别风险，但是，不同国家存在的风险还是有共性可循的。

　　亚洲国家政局动荡，投资政策延续性差。一些国家的投资政策常常随着某个领导人的变动或政权的更迭而发生较大改动，政策缺乏必要的延续性，直接导致投资者长期经营预期降低，风险加大。一些国家政府管理体制不顺，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下，行业贪污腐败和索贿受贿大行其道，加大了外国投资者的运营成本，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环境，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虽然多数亚洲国家比较安定，但在极少数国家恐怖主义行动还时有发生，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无法预期的经营风险，从而导致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如印尼近年来接连发生恐怖爆炸事件，给经济发展造成威胁。

　　欧洲的投资风险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本较高。尤其是在英、法、德等国，当地雇员工资特别高，福利很多，成本费用水平较高。中国投资者如果只看营业额，不考虑费用支出，投资结果很可能是不理想的。二是信息缺乏。欧洲国家多，各国之间宗教、语言、消费习惯与水准等诸多方面差异都比较大。中国企业对各国的情况了解较少，欧洲企业对中国企业及其投资方向与经营方式了解也很少。三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欧洲各国对雇员比例、员工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的法律制度严格，经营法、税收法等也很复杂，与国内法律相去甚远，中国企业需要有一个了解和习惯的过程。此外，中国外派人员签证居留、工作就业困难较多。

　　近二十年来，非洲的政治环境正逐渐趋于好转，为吸引外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仍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非洲的部族、种族、宗教及地区矛盾依然存在；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非洲国家都建立了文官政府。但是，新政府如果不能兼顾各方面利益，或因管理不当导致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出现动乱时，军队仍有可能再度干预政治。造成非洲经济困难的因素很多，除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和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外，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极其落后的遗产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非洲国家虽已获得独立，但他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还受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恶果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方面，依赖西方的投资，围绕西方“世界市场”的需要转动。单一经济结构和畸形的外贸结构也影响了政局稳定。

　　拉美的“软环境”中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一是社会治安状况不佳；二是腐败现象无处不在；三是工会组织的战斗力很强，拉美的工人经常为了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等问题而向资方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如果他们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举行罢工；四是一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得不到保障。作为拉美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副所长江时学在国家风险管理论坛精英对话时特别指出：目前在拉美，传统的国家风险在不断地减少，而非传统的国家风险却在不断地增加，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比中国严重得多，这一点应该引起中国企业的注意。另外，在拉美，中国威胁论现在非常流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不利于我们中国企业走向拉美的，此外反倾销近年来也很厉害。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多，最近几年，应该说金融风险在逐步的减少。另外，拉美国家的文化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拉美浪漫傲慢散漫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包括其他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都会诱发各种国家风险，中国的企业对此应该注意。

　　至于要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最关注的莫过于美国社会的“管制风险”。 首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政治体制，在三权分立原则下确定的美国权力机制，使得我们的企业在美国市场运作感到困难重重。其次，美国不仅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各类社会团体，且各类社团的价值观、目标、影响力也完全不尽相同。而这些社团对于美国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的影响力也相当大。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被布什政府高度关注，与其说是来自于参议院的压力，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各类社团积极活动的结果。而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已经占政治统治地位的今天，“身份认同”已经成为美国人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如阿拉伯公司对美国港口收购，中海油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收购被参议院调查，并进行广泛宣传的做法将这种倾向暴露得非常充分。而更重要的是要高度认识美国媒体的影响力，美国人最为骄傲的就是其媒体开放度，许多公民，包括参议员和政客们的价值观都深受媒体影响。许多看似商业投资上的事务，一经媒体报道与评论，马上就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公共问题，而一旦由媒体将该问题定性为一个结论性解释，哪怕是一个不客观，甚至是错误的解释，但其形成的“民意”，事实上已经无法更改，并且会影响政府采用的行动。最典型例子是1989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是由媒体引发的，迫使政府改变原有决策。因此，善于跟媒体交往，并使媒体尽量以客观的、赞赏的角度进行报道，这是在美国开展商业活动的必备素质。再次，就美国经济自身情况看，目前其两个核心问题是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美元长期汇率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美元贬值真正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时，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去迫使其他国家按照它的利益进行必要调整。从目前看，美国资本市场的高回报率和监管的透明性，仍然吸引了全球资本对美国的投资热情，但在汇率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有单纯的经济和金融观点，而是要将“美国软实力”作为判断事物的参考因素。最后，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常敏感，所以中国企业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必须委托专业律师进行处理，否则将会引起巨大麻烦。

　　未来目标：制定中国特色的国家风险评级标准

　　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和国家风险评估标准，这是一个颇多争议的话题。因为国家主权评级代表最高的评级级别，一旦给定，其国内所有机构、个人的评级都不能超越这个评级。由于其带有主观的判断意识，所以中国人历来反对这个评级。

　　银监会国际部主任、培训中心主任罗平先生在国家风险管理论坛精英对话时建议：“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做出的国家风险评级应该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的国标。虽然我们现在对国家风险的评级还处在发展阶段，但是一旦发展成熟，评估出来的结果将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极其广阔的应用市场。比如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目前商业银行资产分有几大块：同业、对公业务、对私业务，还有一块就是面向主权国家的业务，这些业务都有风险。那么对于国家风险的识别和评判，商业银行现在用的是自己的评级标准，如果中国信保将国家风险评级做深做好的话，中国的商业银行就会倾向于使用这一标准，因为主权评级和其他评级最大的区别在于，商业银行自己进行评级的时候有主观判断。但在中国信保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的介绍里，还涉及对华双边关系，外交政策等内容，这个东西是没法量化的。所以中国缺少这样一种标准，而这种东西是企业、商业银行、政府等都需要的。当然现在我们的条件不具备，首轮发布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里面缺的就是违约概率，因为我们只用了2年时间做这个报告。但再过三五年之后，如果中国信保能够在报告中列出这些国家的违约情况，诸如违约的概率多少，违约累计的频率是多少，EDF是多少，那么，我们就能够和其他的OECD的一些指标有对应关系，中国信保能做到这一步，大家就会承认这是中国进行国家风险评级的国标，这对商业银行有好处，对监管部门有好处，对国家的政治和外交都有好处。”

　　面对这种鼓舞人心的提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周纪安在对话时表示，中国信保心里也有这样一个非常大的目标，中国信保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也愿意挑起这个担子。周纪安总经理还谈到：“在刚开始做这样一个小小的尝试时，中国信保其实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有的人说你们何必呢？你们为什么不用OECD的标准？但中国信保认为，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国际的评级体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体系，在对国家的风险的判定当中，一定要有自己主观意志在里面，其实背后更多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中国信保的风险报告和OECD比较确实有差别，在别的国家是评级中等偏上的，在我们国家评级就成为中等偏下，中国信保认为这里面有中国的考量，有中国的因素。比如说中国跟这个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联络、人员方面的往来、贸易的背景等很多东西都被融入了这份风险报告中了。此外，这次风险评级是承保人做出来的，不是一个信息评级机构做出来的，除了依据模型以外，还有承保人的经验、承保人的信心。”中国信保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瞿栋告诉记者，他们搞的国家风险评估模型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

　　结语

　　《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为海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提供了望远镜和放大镜。我们深信，随着国家风险和理念在社会各界得到广泛认同和热情关注，随着中国信保在风险识别、判断和应对方面的专业能力逐步成熟完善，“引导贸易和资本最佳流向，达到有限资金预期效用最大化，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外交和外经贸战略，为中国企业和资本保驾护航”的美好初衷一定会实现！(摄影　艾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