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燊昌：太保头子传奇

　　在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下，“台湾保险之父”能改变中国第三大寿险公司吗？他将如何改写游戏规则，并且提升大陆保险业的社会形象？

　　文/本刊记者 丁伟

　　“Patrick，有一个和我当初改革IBM一样的机会，你要不要去？”

　　凯雷董事长郭士纳对潘燊昌说。能从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国第三大寿险公司太平洋保险，时任ING安泰人寿大中华区总裁的潘燊昌不禁为之心动。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你们还没谈妥，找我做什么？”

　　经过三年的谈判——潘燊昌之于凯雷也是三年的等待，2005年12月，凯雷完成内地最大一宗私募交易：和保德信金融集团以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太平洋保险24.9%的股权。

　　最后的障碍消除了。今年3月，59岁的潘燊昌从台湾ING安泰退休。这位港台保险业的风云人物、台湾安泰的灵魂人物，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新的挑战——经凯雷提名，中外双方同意，他成为太平洋保险经营委员会主席。今年7月，保监会正式批复这一任命。

　　改变太平洋保险时已半年，潘燊昌仍为郭士纳能邀请他，而且跟拯救蓝色巨人相提并论感到荣幸。11月9日，他对《中国企业家》说，“这其实不一样，我告诉郭士纳，你改变IBM容易，IBM是全球性的公司，弄好策略、方向就差不多了；但太平洋保险是国有企业，我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需要改变公司的文化。”

　　“当然，更重要的区别是，郭士纳不会卖保险。”潘哈哈大笑。

　　潘燊昌曾经写过两本畅销书——《胆大包天》、《听老板的就错了》，以其传奇般的经历和Make Difference(与众不同)的想法而被人津津乐道。他也准备把再造太平洋保险写一本新书，但主题不知是“大象也卖保险”，还是“大陆历险记”。

　　传奇生涯

　　以前在台湾安泰，潘燊昌的公司离台北101大楼(亚洲最高的建筑)不远。如今在太平洋保险，他坐在新办公室可环视上海滩(旁边就是金贸大厦)。室内墙上挂着他那两本书的照片，桌上有封面照片是他的台湾《远见》杂志，以及他和科林·鲍威尔、比尔·盖茨的合影。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座位正后方的一幅字：“难得糊涂”。

　　翻开自传《胆大包天》，他35年的寿险经历和“凡事皆可为”的企图心令人惊叹。他用港化的普通话说，“我喜欢做其他人没想过的事情，因为懒惰，反而没有压力，我一生走过的路都是很少人走的地方，所以我会成功很多。”

　　他的职业生涯堪称奇迹。23岁从香港大学毕业后成为港府公务员，其后却跳槽至美国国际集团(AIG)香港公司(即友邦保险)；28岁时仅用三年考取香港第一张英国精算师执照，轰动全港，“潘燊昌纪录”多年无人能破；40岁只身赴台创办安泰人寿，花18年缔造了台湾最大的外商保险公司，人称“台湾保险之父”。

　　喜欢看历史书的潘燊昌也与历史擦身而过。1983年，他从AIG马来西亚调回香港任总经理，正值中英谈判，第二年他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7年创立安泰人寿时，台湾刚“解严”；而如果当初不去，他很可能就是香港立法局委员了(有一个席位给保险业)。但他对政治没兴趣，放弃成为红顶商人，“我的人生多姿多彩啊！我一点都不后悔，重新再来还这样选择。”

　　以十足的冒险精神，不按常理出牌，潘燊昌改变了保险业的游戏规则。当时台湾寿险三雄(国泰、新光、南山)垄断市场超过80%，但他仍能出奇制胜，从产品设计(首家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到客户中心和员工导向(已属行业常识)，从培训(“幼狮”计划)到行销(安泰的广告“麻将篇”、“飞刀篇”在国际上获奖；他很喜欢创意，本来想退休后从事广告)，安泰建立了一支逾万人的保险业务团队，资产价值数十亿美元，两次被评为亚洲最佳寿险公司。

　　最让他骄傲的是1999年“送给台湾的一张保单”。“9·21”大地震两天后，他力排众议，做了一个让同事担惊受怕、同业措手不及、同胞欢欣鼓舞的决定：安泰宣布认养所有地震孤儿直到20岁成年，每月发给他们一万台币津贴，考上大学者延至22岁。此番义举反响强烈，捐钱不是最多的安泰却获得最大的回报：当年最佳企业形象奖。

　　能人也有挫折，大胆不安分与内敛厚道在潘燊昌身上并不矛盾。2000年7月，他一手打造的台湾安泰人寿被荷兰国际集团(ING)收购，他一度情绪低落，但又很快调整过来，留任并升至ING大中华区总裁，是该集团惟一的华人董事。

　　做了大半辈子保险，潘燊昌也会有“那美好的仗，我已打过”的沧桑成就感，他却说自己“一张保单都没卖过”，“我不是推销员，我推销的是寿险的理念，我能够鼓励人才一起去做事情。”退休后来到内地，当上了与之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太保头子”，他主张的“三C哲学”(变动—挑战—机会)再次见效。

　　绝对精算，十分保险

　　采访那天，ATP网球大师杯赛在上海开打，太平洋保险集团是主赞助商，独揽2亿元保额大单。潘燊昌喜欢高尔夫，老虎伍兹就在上海参加汇丰杯高尔夫赛。不过，他很少陪客户打球，也很少跟内地保险业同行交际，多年来坚持“不应酬、不奢华的单纯生活”。

　　他承认自己不像商人，也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而是有着学者气质的专业人士，“比较像一个寿险教主，讲从心里服务、工作的意义。”他发现管理离不开忠诚、信任、宽容等做人的基本原则，并归纳为“管理B2B”(Back to Basics)。他的名言是：“保险公司的老板，不是股东而是客户；而总经理和主管们的老板，不是美国安泰，而是业务员。”

　　这是一位奇怪的老板：潘燊昌在发给员工的邮件中称呼“各位老板好”，还率副总裁在门口一字排开，欢迎“老板的到来”，让员工受宠若惊又备感温馨。这种做法也延续到了太平洋保险，他每次演讲都称员工为老板，“你们工作得好我们才有薪水。”

　　他把保险业的人性因素发挥到了极致：一年一度的绩优业务员表扬大会(AAP)，奖励10%的业务员出国游玩，他的朋友、香港前立法局委员李鹏飞称之为“大手笔”；在AAP大会上，经典节目是潘燊昌的“扮装秀”，严肃拘谨的他放下身段，扮演浓妆艳抹的埃及艳后，或与麾下五虎盛装共跳巴蕾，让员工乐翻天——他的“戏路”很广，从卡门到日本艺伎，从男孩组合到伍佰，从胖天鹅到维纳斯，百变造型引为年度盛事。

　　明年夏天，潘燊昌也将把AAP搬到太平洋保险，“正在运作，大家都很期望。”“扮装吗？”“一定。还没决定角色，看哪个好玩……”

　　如此给员工打气，怎么会不“士为知己者死”呢？今年春节他和部下聚会时流露去意，动情地感谢他们过去的工作，眼带泪水。3月14日，ING安泰人寿举办子公司成立庆祝酒会，最后三百多名宾客哭成一团，因为潘当场宣布退休。当然，他后来开玩笑地说，“ING进来五年，运作已经成熟，看起来不需要我在这里了。我离开对安泰一点影响没有，他们反而做得更好。”

　　台湾经验能复制吗？他说还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不相信将台湾经验复制到内地会成功。”他对成功的定义是：“5年前台湾有个调查，大学生的工作第一选择竟然是寿险。想去哪家公司？安泰。在安泰想做什么？营销员。这三个问题就表示我成功了。假如有一天内地大学生挑选职业首先考虑保险……”

　　潘燊昌有一种使命感。“我很不服气，为什么要学外国的东西？我在这个行业里做就要变成世界的标杆。”当年ING收购台湾安泰前，他打算“5年内打下大陆市场”，再反攻美国，“教美国人怎么卖寿险”。如果太平洋保险再造好，“改变文化可以影响整个行业，我更希望设立良好的从业标准。”若能标新立异、影响世界，“我的生涯就无憾了。”

　　改造太保

　　“在华人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

　　很早潘燊昌就到内地谈合作，与太保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太保开业前，他与时任董事长的戴相龙一起吃饭，后者请他给员工做培训。后来双方成立太平洋安泰。ING另组建首创安泰，在华有两张寿险牌照，主管陶孟华、蔡康都曾是潘的旧部。

　　虽然是凯雷派来的，但潘燊昌并未参与凯雷与太平洋保险的谈判。他跟凯雷签了5年合约，以为在中国做生意可能要长线，“但现在看不一定，高国富董事长来了以后(今年9月接替王国良任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对太平洋保险有一个大的计划，在集团里有什么作用等，反而希望专业公司快些来(转让股权)，比如保德信。”

　　在大型国企中，经营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前无古人，受总经理监督，并对董事会负责，似乎很尴尬。潘却不担心，“很高兴他们很合作，我很注意，如果有冲突我就不做。”太保管理委员会成员共4位，包括高国富、太保总经理金文洪、凯雷的杨向东和他。

　　当年到台湾，他拿出了一张“使命宣言”，写着投资于人、互信、追求卓越等理念。如今到太平洋保险，他的使命是：提供一个让客户满意的长期保值服务。虽然公司颇多风雨，但他认为这个样子已很难得，留下来的都是好人才，“我其实带不来什么东西，他们比我更懂，我跟他们学的比他们学我的东西多。我帮助他们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因为我来了——我在国外的名气、经验使他们觉得太平洋保险有希望，有前途。”

　　国内保险业鲜有“空降”的成功例子，潘喜欢的就是没有先例。但他与其他拯救者不同，没公开讲话(内部演讲《使命、互信、最好》)，没下命令做什么(希望慢慢改变文化)，也没带一个人来(不想再多一个派系)，对数字也不在意(让郭士纳大为紧张)，到分公司时很受员工欢迎(请他在书上签名)……

　　从第一天起，潘就开始思考培养接班人，把经验交给新一代太保人，开创一个新纪元，目标是三五年内成为亚洲最好的保险公司之一。变化逐渐凸现：培训、组织架构变革(10月的苏州会议是转折点)，原15个部门整合成销售、营运、综合和内控四大管理部门，分公司总经理调换等。2007年公司计划才是潘燊昌决策的，他使太保人多年来第一次做计划是自下往上，“明后年越来越习惯了会好很多。”

　　潘也听说了

平安保险、友邦保险都在研究对策，但他自知太保要改变游戏规则并不容易，“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全部由市场决定的；同行也不用害怕，保险空间在大陆很大，第一张保单还没卖完，人的一生要买六到七张保单。我做的事很可能两三年后，大家说，啊……他们要追我们就得两三年后，追不上了。”

　　他还没在上海买房子，最大的风险是身体压力，他也学会了“讲政治”，知道“

和谐社会”、“八荣八耻”、保险业“国十条”。“我觉得很有趣，国家的政策不单纯在经济方面，也重视道德文化，希望大家有正向的价值观念。”当年台湾对保险业改观是因为地震的“机缘”，大陆当然无需如此，潘希望每一个太保人能参与中国寿险业的改变，对人、对社会产生长期的影响，最终提升自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