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应建立混合型国家巨灾补偿机制

    记者 马晨明

　　今年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五周年。9·11事件造成的巨大损失对美国的社保系统和补偿机制无疑是个挑战。据统计，9·11仅对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就将近400亿美元，其中再保险公司承担3/4。那么，美国的赔偿机制是如何具体运转的？对我国完善社保制度改革以及保险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借鉴意义？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秉文就这些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我国应充分发挥国家与市场、政府与机构的双重作用的风险补偿机制框架，发挥保险业的综合作用和国家的信用，尽快建立混合型“国家巨灾补偿机制”。

　　美国社保制度为9·11事件遇难者“埋单”

　　“对9·11这个惨痛事件来说，美国的补偿机制主要有三个：政府计划、保险公司、慈善机构。这三个补偿机制都是通过‘9·11遇难者补偿基金’这一个渠道和机构发挥作用的。”据郑秉文介绍，“9·11遇难者补偿基金”是以立法的形式建立的，对遇难者及其家庭进行补偿，是“9·11遇难者补偿基金”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是利用补偿来刺激和恢复纽约的经济活动，资助其尽快运转起来。

　　按照三个补偿机制提供给世贸中心大厦、五角大楼和宾州的遇难者及其世贸中心大厦商务和个人损失的资金比例情况分析，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约支付了一半左右，另一半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的，慈善机构的资金比例为7%。

　　我国应强化社保基本补偿机制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我国基本社保制度补偿立法齐全，但存在一些操作问题。”郑秉文指出，我国社保制度的灾难补偿机制，在改革开放建立现代社保制度之初就已有表述，并辅之以安全生产法和

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但在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导致损失的补偿中，实际操作与诸多法规之间却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费率偏低、统筹层次较低、补偿额度较低等。

　　我国是

矿难事件频繁高发的国家，但工伤保险覆盖率较小，补偿能力难以提高。郑秉文认为，解决这种局面的根本措施之一在于上调高危风险行业的工伤保险缴费率，实现省级统筹，提高抗风险的经济能力，加大补偿力度和数额，将随机的个别补偿行为纳入到统一的法制轨道上来，以强化基本补偿机制(与商业保险相比)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补偿测算与给付程序的科学性与合法性；进行较高层次的立法，明确雇主在各补偿主体之间的应有责任及其功能，提高工伤保险透明度和公平性，以避免地区之间、国企与民企之间、不同雇主和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攀比，提高基本制度的吸引力和补偿能力，保护遇难者及其遗属的合法补偿权益。

　　我国保险业有实力担当起补偿的第二机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保险年均增长速度为25%，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郑秉文认为，整体来说，我国保险业在非典疫情和台风灾害等突发事件面前都曾发挥过一定的补偿作用。虽然各地保险业的发展不平衡，但仍有实力担当起补偿的第二机制。

　　至于保险业的不平衡现象，郑秉文认为，首先表现在财险业不如寿险业发达，前者主要集中在3个沿海的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次，再保险业市场的容量严重不足，再保险业务集中度太高，供给结构相当单一，市场需求结构也比较集中；同时，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农业保险占全国财险保费的收入不到10%，占总保费收入的不到1%，占农业GDP的不到0.1%，农业险种不足，与实际农业发展的需求极不相称。

　　郑秉文同时指出，慈善事业作为第三补偿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即国家(社保与财政)、市场(保险公司)和慈善事业，在社保体制中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在9·11事件的补偿中，美国的慈善事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我国慈善事业相对落后，巨灾补偿机制的“第三条腿”基本缺位。郑秉文说，慈善事业在我国巨灾补偿方面，严格意义上说还只是个点缀而已，因此应优化社会环境，制定有力的税收政策，营造一个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和尽快促进慈善机构成长的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

　　我国应建立混合型“国家巨灾补偿机制”

　　郑秉文认为，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建立一个混合型的巨灾补偿机制，即同时发挥国家与市场、政府与机构的双重作用的风险补偿机制框架，发挥保险业的综合作用和国家的信用，避免以往单方面主要靠国家财政补助解决恢复生产的单方补偿局面。具体思路是，或可以先从建立行业性的强制巨灾再保险机制起步(例如煤矿)，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行业巨灾危机事件引发的巨额损失；或可以先行试点建立区域或社区性质的巨灾保险制度(如沿海台风)，在理算出合理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强制性要求该区域居民参保，并将汇集的再保险基金运作于国内外的

资本市场；或中央政府可发行政府巨灾债券，通过联合商业保险机构的市场主体形式，将风险损失在国内外市场的更大范围内进行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