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搭了低保的便车

    吴红军

　　自从我国所有城镇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广大城乡低收入群体不同程度地获得了低保救助，从而使得“低保”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线”。

　　然而，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直接表明，各地的低保制度在运行中不断暴露出一些缺陷，骗保、错保等搭便车行为屡屡发生，关于低保的荒诞新闻也层出不穷。比如，某富翁从一个名副其实的低保户发迹之后，仍然决定保留低保的身份。于是乎，在开奔驰、住小洋房的同时，每月仍按时到街道去领100多元的低保，这是重庆媒体在4年前刊登的一则新闻。目前的低保新闻并未因时光推移而有所减少，甚至让人更为感慨：有数千死人“集体”领低保的；有基层干部像下岗职工一样领低保的；有使用高档手机、饲养名贵宠物、开着豪华轿车领低保的；还有管理者把低保名额悄悄给了自己以及富裕的亲朋好友的等等。

　　需要深思的是，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是弱势群体的“保命钱”，然而一部分不具备资格的居民，却钻管理的漏洞，利用虚假资料套取低保金。那么，作为“活命钱”的低保金何以频频被一些富裕的人、有着隐性收入的“假困难人员”和四肢健全、但不愿改变现状的“懒汉”们屡屡“截流”呢？专家指出，家庭收入核实难是导致“低保懒汉”和“骗保”等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记者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为了降低行政成本，低保制度从一开始就将核实家庭收入的重任交给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由于这些基层单位工作力量薄弱而工作任务繁重，工作职权偏大而监督管理缺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于是在部分地区就出现了优亲厚友、家庭收入核实不准、工作不细致等现象。再加上不少人具有“低保金是政府的钱不拿白不拿”的占便宜心理，导致搭低保便车的现象较为普遍。

　　众所周知，低保是国家为了解决部分百姓生活困难问题，而给这些人提供的一个维持生活最低标准的福利性补助。低保金不是“唐僧肉”，不应该什么人都想着吃一口。让该享受低保的人吃不上低保，不该享受的人却拿着低保，这种咄咄怪事，无异于是对生存资源的浪费，是在困难群众的饭碗里抢饭吃，是腐蚀我们救助机制的一颗毒瘤，不仅影响了城市低保的公平、公正，损害了低保对象利益，而且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低保工作目前不仅亟须打假，而且需要严加审核，不能什么人说自己生活困难，想申请低保都可以得到批准。近来，海南、山东、重庆等地的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一些规范性文件禁止吸毒、赌博等人员享受低保待遇。有的地方还规定，家庭电话费月支出超过40元；水电器费月人均支出超过30元；家庭中拥有汽车、

摩托车、手机(含

小灵通)、电脑、钢琴、空调等生活消费品及饲养

宠物等不享受低保。这条新闻刚一公布，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和反对。有人提出，手机、电脑等物品现在应该是很普通的东西，不能算是“高消费”，而且，某些人所养的宠物也只是收养的流浪小动物，不应直接影响到其享受低保待遇。

　　记者认为，享受低保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是，该条件的制定也不能太苛刻或者太机械。因为，无论制定何种条件，都不应偏离我们提供低保的宗旨与目的。换句话说，享受低保只应规定最基本的条件，最好不要一概而论。比如，某人的确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但是，他为了能够早日找到工作而宁愿饿着肚子买了一个低价手机，那又有何不可呢？解决了低保的目的问题，其他的一些附加条件也许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低保条件的可操作性。比如，比较便于操作的领取低保标准应该是住房面积和收入水平。至于是否经常出入餐饮场所，是否具有赌博恶习，谁又能去跟踪调查呢？能不能领低保，我们必须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有人大代表提出，在任何发达国家，“低保”都不是无条件的社会福利，吃低保也不是隐私。因此，有关部门在“治标”的同时更要注重“治本”，即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创新来防微杜渐，让低保制度走上良性运行轨道。

　　首先，要简化低保操作程序，为居委会“减负”。比如，改变城市低保申请受理程序。将社区受理申请的职责移交街道，同时每个社区明确一名低保专干，由街道(乡镇)统一聘用，民政所统一进行业务指导和业绩考评。其次，对低保调查要“减量保质”。低保对象的补助金额与家庭收入直接相关，因此入户调查尤为重要。如果实行分类入户调查，这样可以在不降低工作质量的基础上大大减少社区的工作量。第三，可以建立低保听证制度，凡初审通过的低保申请人，必须参加社区听证会，陈述自己的困难状况，并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将目前发放现金的方式改为以发放生活必需品为主、现金为辅。总之，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确保这项德政工程的公益性和纯洁性，让各级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温情关怀放射出以人为本的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