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低保 财政不是问题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很大，如政府要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量的公务消费等等。实行低保的资金完全可以从这里面来，实行低保本身对政府的支出也是一个约束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贺振华

　　目前，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是“调高，扩中，保低”，但是，“保低”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言的，农村居民显然未包括在其中。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众所周知，农村居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更低，为什么保城市居民而不保农民呢？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土地就是一项重要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资产，只要有足够的土地，农民就能获得一个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第二，资金来源问题，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即便是保城市居民，很多地区的财政仍然很紧张，更何况人口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第三，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低保政策如何兼顾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低保制度所导致“反激励”效应也可能在农村扩散，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或者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

　　“保低”应与“调高”结合，我国目前的“调高”还很不到位，如没有解决个别行业的高收入问题，没有完整的个税征集制度等，如果建立起了良好的“调高”制度，保低的资金就能够轻易解决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尤其是很多城市周边地区，由于政府大量征地，农民逐步丧失了土地。这些农民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没有城市户口，不能获得社会保障；相应的补贴很少；又没有很好的工作技能，只能陷入失业状态。因此，对这部分人的保障显得日益重要。而且，我国尚有2千多万人没有完成脱贫，这些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尽管我国有专门的扶贫救济制度，但是扶贫救济制度目前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县的，所以才有所谓的贫困县），这就意味着这部分资金很可能被挪用，并不能形成一个经常性的稳定的制度保障。尽管土地的确能够作为一项社保资产，但是，需要注意，土地的这一功能是与“养儿防老”相互结合的。由于计划生育的关系，农村未来的家庭结构必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一个家庭不能保障有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土地就不能作为一种很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尤其是目前农村内部的土地流转形式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通过把土地当作一项资产出租，从而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土地流转形势短期内很难好转，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建立全民低保制度。

　　很多人担心全民低保制度会面临很大的资金缺口，尤其是在我国一半以上的乡镇都面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事实上，如果仅仅就低保而言，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低保的操作是，如果收入不足最低生活保障线，则政府予以补贴。这个补贴额会有多大呢？有人估计为40元，其实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制定这个“保障线”，我估计补贴额肯定不止这么多，否则这个低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农业税导致很多地区每户农民可以少交100元以上，还是有很多农民没有能够达到最低生活保障，40元的补贴可能也实在太低了点。但是，即便更高的补贴，比如100元，也不会对我国的财政构成很大影响。

　　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总量很大，问题在于支出也很大，比如政府要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地方政府），大量的公务消费等等。实行低保的资金完全可以从这里面来，说到底，实行低保本身对政府的支出也是一个约束。另外，“保低”总是与“调高”结合的，世界各国莫不如此，我国目前的“调高”还很不到位，比如没有解决个别行业的高收入问题，没有完整的个税征集制度等等，如果建立起了良好的“调高”制度，保低的资金就能够轻易解决。

　　但是，对于调节收入差距而言，低保制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低保制度是达到“结果公平”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知道，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同样是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由于低保仅能够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依靠这一收入，只能享受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权，并不能摆脱贫困的地位。如此一来，低保就是循环的，谁现在享受低保，就可能被迫一直享受低保。那么，如何实现机会公平呢？我认为，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教育和健康。但是，目前的教育成本高昂，上高中没有数千元根本不可能，上大学更是需要一个农民30年的收入来支撑。而健康支出更是如此，医疗支出对于全国绝大部分人而言都很困难，尤其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