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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文平
7月1日，乳名“强制险”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七嘴八舌吵了两年之后，终于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名义，不容分辩地走进1亿多车主的生活。再过三个月，没有购买“强制险”的车主，将面临被“法办”的危险。车主的“不幸”，正是我们每个可能会成为受害人的公众的“大幸”。我们对中国第一个国家法定险的诞生表示欢迎，却对它分
娩前后的公共决策，多有质疑。
我们不知道，6月份被公诸于众的“强制险”基础费率究竟是如何制定的？我们知道，基础费率决定权下发给了保险公司，保监会只负责审批。我们还知道，“强制险”分家庭自用车、非营业客车、营业客车、非营业货车、营业货车、特种车、摩托车和拖拉机等八大类42小类车型，保险费率各不相同。我们当然还知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基础费率表》中，6座以下家庭自用车，保费定为1050元；6座以下营业出租车，保费定为1800元；10吨以上营业货车，保费定为4480元；50～250毫升摩托车，保费定为180元。但是，我们“知其然”却 “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不知道，保险公司依靠什么样的历史数据，又依据什么样的公式，把基础费率准确计算到十位数？
我们不知道，保监会在审批保费费率的时候，有没有聘请“有关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有没有“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我们注意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论及“机构评估”和“公众听证”时的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换言之，保监会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评估，也可以不聘请，可以听取公众意见，也可以不听取。我们无法确切地获知，是法律的疏漏让保监会钻了空子，还是他们发自本心地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反正，我们没有从媒体上获悉任何专业机构的评估意见，也没有看到或者听说公众参与听证会的场景。如果在基础费率的确定上，专业机构和公众真的缺席了，那我们不得不对此深表遗憾。保险费率关乎1.3亿车主的利益，他们没理由对此漠然置之，公众也不会无动于衷。贪图市场机制下的优质的服务和管理，我们的法律才将费率的制定权交给保险公司。既如此，为什么《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又要求保监会对“强制险”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合规性审查？答案就在于社会公众利益。
我们也不知道，“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两不原则”将怎样得到遵循？现在，人们怀疑“两不原则”只能兑现一半，它不会“不盈利”的，它非但能做到“不亏损”，甚至还有可能牟取暴利。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怀疑，是“度君子之腹”的“小人之心”，因为官方披露的信息，让我们无从得知盈亏点在哪里。我们盼望保险公司集体站出来，给我们算笔账，告诉我们八大类42小类、1.3亿车辆可以收取多少保费，他们预计的赔偿又是多少。去年，我国大约发生交通事故45万起，死亡人数将近10万，受伤人数逾46万，直接财产损失18.8亿元。不用计算机，凭借小学学过的算术，他们就可以按照“死亡伤残赔偿5万元，医疗费用赔8000元，财产损失赔2000元”的最高限额，较为精准地计算我们的怀疑。
我们还不知道，《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试图凸现的人文精神，会否被“强制险”的鲁莽实施所贬损？明确宣示生命权大于路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让我们在立法思想上看到了从偏重保护机动车到保护行人的变革，使我们在归责原则上看到了从过错原则到无过错原则的转向。此外，它还创造了同时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实行“无过错责任”的世界先例。就我国交通事故赔偿的实际而言，无论保监会系统的官员、保险公司的职员怎么鼓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伟大，我们都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强制险”保费中或许蕴含着的强盗逻辑，最终将使立法背离善良的初衷。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质问是不是“莫须有”，但一定不是“欲加之罪”。我们不是为了质问而质问，我们厌恶一切没有意义的口舌的战斗。我们大声发问的意旨，无非是希望关乎公共利益的“强制险”，能以公开、科学、民主的方法，赢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回归社会保险的本位。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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