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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但农险保费增长和全国农业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与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相比差距也迅速拉大。这表明，多年来一直困扰我国农险发展的“坚冰”尚待破除。
纵比增长横比巨幅回落
2004年，我国在9个省(区、市)开展全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试点。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政策推动，我国农险保费收入逐渐回暖。根据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资料，2004年农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3.77亿元；2005年，全国农险保费收入则达到7.29亿元，同比增长84.26%，初步扭转了1994年以来农险业务逐年萎缩的局面。2005年，我国农险赔款5.58亿元，同比增长94.29%，在农业防灾、减灾方面的作用逐步发挥出来。
然而有关人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2005年我国农险保费的增长只是国家政策拉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很难保证未来几年农险还能稳定增长。而从我国农险保费与农业生产总值、全国财产保险保费这两个指标的横比来看，农险正日渐落后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日渐受到冷落。如2005年，全国保费收入达4927.3亿元，但全国农险保费收入仅为7.29亿元，仅占0.15%，比2003年0.5%的比例又降低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农险仍呈现日渐萎缩的态势。
农险实质上的萎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农业的保障作用。从1982年我国开办农险以来的20多年里，农险累计收入仅为100余亿元。而近10年来，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1000亿元以上，农险保费和经济损失对比、和我国农业年增加值对比，都表明农险和农业产值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使农业生产存在的风险越来越大。
需要破除四层坚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保监会山东监管局副局长巩庆军、山东省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嘉瑜等保险界专家分析，我国农险之所以面临如此的尴尬局面，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赔付率高，长年亏损。一般情况下，65%至67%的赔付率是保险业的赔付拐点。但是，以人保山东分公司的农险业务为例，根据工作人员石志勤介绍，2001年、2002年、2003年公司农险赔付率分别达到70%、86%、71%，其中1993年种植业赔付率达到113%。近两年来，公司农险赔付率也都超过了100%。
二是人力成本庞大。动员农户参保、收取保费、确定受灾面积、与天气预报等部门合作以防灾从而减少赔付、为提高农民保险意识进行宣传等都形成很大的人力成本。
三是农险的专业化服务跟不上。如险种的开发创新能力、农险风险测算技术、受灾程度测算技术、理赔技术等不过关。我国开展农险的历史资料积累少，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比如确定受灾程度，如果小麦、棉花遭灾，如何进行麦穗或棉蕾抽样、被打掉多少应该怎样赔付，目前仍没有省力、合理而有说服力的技术。
四是农户、企业集团等农险投保主体考虑角度不一，但都表现出保险意识弱的特点，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险遭遇农民道德和收入两道门槛。比如养猪险，有的农户家里死了猪，没有参加保险，就把死猪拖到已参保的农户家中，向保险公司索赔。在生活不富裕的农村地区，也经常出现“农民保不起、公司赔不起”的情况。从收入门槛看，调查显示，一般情况下，目前我国农民仅可以接受现行农险保费的40%。
加快探索有效路子
在参保主体保险意识弱、专业化服务跟不上等现实情况下，中国的农险路子究竟该怎么走？走政策路还是商业路？完全依靠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从事农险业务看来行不通；而如果通过完全政策性的“国家保险公司”来实施农业保险，国家可以承受的度究竟是多少，也还有待研究等等。
巩庆军、刘嘉瑜、山东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等保险界、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农险之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索：
第一，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险业务，国家对它们开展的农险业务给予政策支持，走商业性和政策性相结合的道路。这种做法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成立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在这方面，我国已经从2004年底开始探索。
第二， 走合作保险的道路。鼓励各农户、村镇、县、省份等利益主体之间互保，也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部门互保，通过大大小小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相合作、互相支援，形成一个遍及全村、全县甚至是全国的“大保险”局面，从而达到分担风险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提供支持、引导。
此外，巩庆军等人士还指出，作为配套服务，建立对经营农险的组织的“再保险”体系意义重大，即成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而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险公司、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等均可根据自己从事农险业务的具体情况决定投保，从而在层层保险的体系内，解决一些保险组织尤其是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苏万明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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