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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保险监管机构重启尘封了8年之久的中资牌照批准大印，18家中资保险公司得以从几十家候选公司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准筹建。这18家幸运儿中包括8家寿险公司、3家健康险公司和7家财产险公司。
伴随着这18家公司的获筹，数百亿资金怀着对高额投资回报的美好憧憬，涌入保险业。然而，如此庞大的资本群落非但没有为中国保险业带来预期的推动，反而纷纷在筹建路
上抛了锚，在经历了近一年的法定筹备期后，到目前只有6家公司得以开业。即便是开业的保险公司，公司高管的频频变动也让人难以捉摸———开业不满一年的永诚财产保险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双双更换；国信人寿在开业不足2个月之际，董事长兼总经理突然离职；合众人寿常务副总黯然离开公司。
领了出生证，却为何婴儿难产？中国保险业遭遇的这种尴尬，实在是耐人寻味。曾经激情澎湃的投资人与管理者，在实质性进入合作搭台唱戏阶段的时候，才真正发现双方在很多方面无法达成一致。面对如此窘境，无论是公司的投资人还是管理者都是一肚子苦水。“股东尤其是民营股东对保险行业特别是寿险公司经营规律、发展道路缺乏了解。由于股东企业的行业背景与保险业差距太大，导致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投资价值观念和管理理念不一致,为日后合作和发展埋下隐患。”一位刚刚离任的公司高管告诉媒体。而作为公司投资人的股东往往认为管理人的业绩不尽如人意，这些大多来自政府机构、科研院校以及专业人士的管理团队,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自负心理,习惯于指挥股东,这让股东感觉很不舒服。同时，由于在原国有企业养成的大手大脚的积习也极易触动民营股东最敏感的神经。
“纵观一些新保险公司管理层‘猝死’，究其原因多为理念不同、彼此缺乏信任所致。投资保险，必须充分了解保险业运作规律，而不能过于‘短视’。一支和谐团队，一定要实现经营班子内部的和谐及其与股东间的信任和默契。”刚刚开业不久的都邦保险总裁战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出了上述表示。而一面世便引起业内外关注的阳光财险，早已将公司大多数股东全部置换为国有大型企业，由中石化、南方航空、中国铝业、中外运以及粤电力各出资2亿元，5家大型国有企业占据了11亿元注册资本金的90%以上，而将初期规划中占主导地位的民营资本降至10%以下。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维功表示，“从黑龙江到海南，我们谈了389家企业。一些民营股东缺乏金融投资的战略意识，更看中短期回报，而财险企业要有强大的实力支撑，而民营企业在财力和资源等方面很难保证长期战略的实施。”
投资人与管理者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新开业保险公司不愿提及但又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双方的有效磨合是“劳资双方”不可或缺的必修功课。有关专业人士认为，国内民营资本的确存在投机冒进、注重短期投资回报等先天弱点，加之目前金融运行体制和监管制度的不够健全，保险经营中巨大现金流的诱惑，极有可能引致民营资本的行为越轨，从而触发保险业乃至整体金融业难以估量的风险。在股东应当意识到自己问题的同时，管理者在选择“东家”的时候也要更加审慎。“股东投资价值观念必须要和管理层的管理理念保持一致，股东投资的价值观念往往决定公司的商业运作模式,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指导思想和策略。不能协调好投资人与管理者的关系，这家公司必然无法良好运营。”一位从事保险业内人士如是说。
然而，单纯剔除民营股东或者限制民营股东的持股份额究竟能否有效解决双方合作的嫌隙呢？投资人与管理者的关系问题，究其本质是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由于不少保险公司没能构建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无法实现公司股东和管理者的有效沟通与权力制衡，因而使得双方丧失了信任，没有了信任，合作的平台就无以依存，分道扬镳也是难免的宿命。然而，倘若治标不治本地将民营资本限制在保险行业大门之外，不仅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投资人与管理者的关系问题，反而会使中国的保险业走向更加单一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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