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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进行结构调整，从规模回归到效益，显然有利于保险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试想，如果保险公司有朝一日破产，那么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障无法得到应有保障。在保险公司追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由于风险控制跟不上，积聚了不少风险，如车贷险虽已停办，但赔付率高得惊人，且纷争不断；又如投连险刚推出时，保险公司为争市场允诺高回报率，陷入尴尬境地，造成重大损失。
此次理性寿险调整，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出现负增长，恐怕不是调整的应有之义，负增长暴露出了保险公司在市场策略、产品开发、渠道开拓等方面存在的“软肋”，保险公司只有消除这些弱点，寿险才能快速摆脱负增长，回到“正道”上。
转型策略应有连贯性
寿险的调整是在保持30%多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当时保险公司只想减缓增幅，没有想到会出现负增长。这说明保险公司在结构调整时没有考虑战略上的连贯性，调整下的药太猛，一边突然限制了保费收入高的险种，如银保产品，另一边又对新领域的开发束手无策，出现负增长自然不足为奇。
而同期进行调整的财产险则是另个结果。由于车险赔付率过高，财险公司自2003年限制车险发展，并大力发展企财险、家财险等非车险业务。因为市场策略得当，保险公司虽然限制了占保费收入大头的车险发展，但在其他险种上有了大的发展，所以，产险的调整不但没有出现负增长，反而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在寻找新的增长点上，寿险比产险失了一招。
不可否认，转型对寿险长远发展自然是有利的，但从目前看，不可避免会产生短暂的负面影响。首先，营销队伍稳定性受影响。其次，很多消费者不明白寿险负增长的真正原因，会单从数字出发看待问题：寿险一直在负增长，说明买保险者少了，这就进一步动摇欲投保者的信心。第三，保险公司前几年销售的银保产品已经陆续到期，需要返还给投保人本金及利率，保险公司曾经收取的保费用来投资，因此，如果保费收入减少，无疑会对保险公司的现金偿付提出挑战。
保险产品须因地制宜
保险公司在转型之初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特别是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对该发展什么保险，限制什么保险都作出统一规定，并没有考虑具体市场、消费者情况，结果等同政策指导，致使一些地区下滑太快。
其实，国内保险市场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差别较大，城市之间差别也很大。如上海保险深度是4.13%，保险密度是2272元，北京保险深度为6.8%，密度为2490.4元；西部有些地区的保险密度仅200元、300元。这样的差别下，“一刀切”的调整显然不甚合理。
在上海等地，市民有了一定的保险基础，但手中仍有“闲钱”，希望找到一个出口，非常看重银保产品等带有收益回报的投资型保险。而事实证明，上海银保保费收入占比非常高，如果保险公司限制这些险种的发展显然不合时宜。而在不发达的地区，消费者对银保产品的需求量较少，希望能够期缴保险，作为将来的养老储蓄或者健康保障，限制银保则不会对规模增长有明显的影响。
因此，保险公司在调整时要分地区制定产品和渠道策略，同时寻找新的增长点，尤其对于保险发达地区，要推出有个性化的产品至关重要。保险公司可以根据消费者投资观念比较强的特点，在调整允许的范围内开发与之相应的产品，如保障功能强的投资型保险。
同时，针对地区特点，提高营销员的素质，实行精兵制，引进理财规划师等，使得业务拓展有效。保险公司还应根据地区消费者具有一定保险知识的特点，提供网上投保等方式，方便投保。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实现地区业务的增长，毕竟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保险市场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而保监会也准备对保费收入统计做出统一标准，让寿险的增长率更能与业务结构调整的目标直接挂钩，比较科学地反映增长的速度和各险种的增长情况。据悉，各家保险公司的保障型保险保费、储蓄型保险保费、投资型保险保费以及期、趸缴保费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出标准保费收入，上报给保监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家保险公司自主决定保费统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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