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羽良
最近，卫生部部长高强在政协分组会上表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依赖财政投入实现全民医保，尤其是全民免费医疗。高强同时表示，医疗保障体制上的问题，主要是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问题。
的确，去年下半年以来至今的医改大讨论，充斥了太多对全民医保不切实际的观点和要求。在这种对现实情况缺乏了解，又几乎没有操作性可言的一厢情愿下，关于医疗改革新方案进展中有实质意义的内容被极大的忽视了。在目前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十分不健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以及财政支出压力逐年增大的情况下，将全民医保的责任不假思索地推向政府，只可能导致财政破产和医疗质量的大幅度下降。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英国和北欧等高税收高福利国家依靠财政支出承担起全民免费医疗的任务之外，大多数国家的成功经验仍然表明，建立并完善一套高效的医疗保险体制是解决全民医疗保障问题的可行道路。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全民免费医疗都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不小代价。在英国，患者如果需要大病治疗必须进行“排号”等待，而且缺乏市场信号的医疗体系呈现出难以抑制的医疗费用支出逐年上升，以至于英国政府不得不着手改革现行的医保体系。印度的情况更为糟糕，几十年计划经济传统下的免费医疗，在政府实行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已经呈现出瓦解转型的征兆。对于经济发展先于印度的中国而言，这些毫无可借鉴之处。
因此，笔者赞同高强部长提出的不可依赖财政投入搞全民医保的观点。公立医院若想改变创收机制，建立起“收支两条线”的医疗服务方式，一方面需要加强政府监管责任的介入，另一方面则要改进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由于没有采用由保险公司向医疗机构支出费用的模式，而丧失了医疗保险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医疗服务费用的集体议价功能，进而导致遗患个人不得不面对医疗服务中的“双重信息不对称”困境，并为此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
最后，虽然完全依赖财政投入搞全民医保的主张并不可行，但无可否认，建立全民医保是医疗改革的最终目标，而加大财政投入也是达到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在财政手段之外，启动社会医疗保障立法，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平衡医疗资源配置等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同时解决，缺一不可。如此，最终实现全民医保才不会沦为毫无可能的一厢情愿。(作者为《董事会》杂志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