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艾琳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周，慕尼黑再保险集团(下称“慕再”)董事会一行来到北京。除了出席慕再北京分公司10周年庆典外，拜访北京市政府高级官员、中国保监会、重要直保客户等都密集排列在董事长冯博德(Dr. Nikolaus von Bomhard)的行程表上。

　　时间不长的采访中，冯博德多次提到当时即将开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他认为这次会议将对中国的市场重要性起绝对推动作用，“会议后肯定有许多与保险相关的事值得做，包括直保和再保。”

　　冯拜访北京市副市长时讨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巨灾保险机制。“我们注意到监管方和地方政府开始一些积极尝试，慕再也有部分参与。我们很愿意将100多年的全球巨灾业务经验提供给中国政府和客户。”

　　两周后，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也被明确提上改革日程。

　　2003年，慕再成为第一家获得全国综合业务牌照的国际再保险人。冯博德2004年上任慕再集团董事长，此后每年至少到中国交流一次。在这个西方职业保险人眼里，中国保险业在过去10年中在规模和质量两方面都有高速的发展。“中国保监会的确在市场求发展和底线防风险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

　　尽管如此，外资方仍然希望在执照、市场开放度上能够“再快一些”，“我们深知在高速发展的市场取得管控平衡非常不易，所以我们也有耐心”。

　　经过10年深耕，中国已成为慕再在亚太唯一一个运营所有业务的市场。再保业务涉及寿险、非寿险及健康险；集团内专责直保业务的安顾保险与山东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合资的直保寿险公司(德华安顾)也于9月在济南开业。投资方面，慕再与安顾在香港合资设有MEAG资产管理公司，同时慕再自2006年起持有人保资管19%股权。

　　“再保业务仍然是慕再最大的业务模块，三中全会之后，对农业保险、健康养老产业都将有更明晰的指导性文件出台，我们要同客户(直保公司)一起捕捉市场机会。”冯博德说。

　　2012年，慕再大中华地区再保险保费总收入约为17亿欧元 (人寿、非寿及健康保)；亚洲及大洋洲占慕再总再保险保费收入的16.5%(此项数据2011年为18%，2010年为16%)。

　　相比慕再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冯博德认为保证业务持续性盈利更重要。“慕再看中的是利润而非最大份额，这对中国分公司也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市场仍是慕再一向看好并着力挖掘的市场。慕再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三大的保险市场以及第二大的非寿险市场。

　　巨灾：从事后补偿到事先融资

　　《21世纪》：怎样理解参与巨灾保险试点对你们中国区商业战略的价值？

　　冯博德：巨灾业务是重要的，在地震等巨灾险方面，中国保监会对风险累计有他们的一些考虑，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实际上新产品险种并不多。

　　目前中国保监会应该也是在鼓励各家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一些涉及到自然灾害等巨灾的产品，这样的监管调整和变化，对特别是一些大公司会有指导作用。慕再有100多年全球巨灾保险经验，我们很愿意把经验提供给客户和政府部门。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地区开展巨灾业务，不论是慕再还是其他的风险数据模型，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要更好地承保，我们就需要同客户、政府、大学研究院都要有沟通，使得风险模型进一步优化。

　　《21世纪》：在中国保险业的承保能力和巨灾保障基金上，慕再有何看法或建议？

　　冯博德：问题实际上最终归结到一个，就是承保能力。巨灾涉及的风险累积，我们认为中国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还是充足的。

　　目前中国灾后风险补偿的方式更多是事后性质的，比如说通过财政，通过其他政府的渠道，甚至通过捐款，通过其他的对口援建等方式。我们觉得，事后补偿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但是应该逐渐发展到从事先的融资和事后补偿结合。

　　推进事前保险安排，我们认为可同时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政府的层面，一个是公私合营也就是混合所有制的层面，再有一个就是纯商业的层面。

　　现在中国保险业整体的资产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对低保障广覆盖这样一种自然灾害的风险，应该更多的是政府主导事前保险，或者是公私合营。而在发达地区，应该更多通过纯商业方式。

　　例如，商业险做大范围有关地震的业务，就有一个很大风险累积。再保人当然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如果真的搞全国性安排的话，可能最终还是政府用某种资产池，或者叫保险池来承担所有的风险。

　　《21世纪》：这次拜访市政府，除巨灾还沟通了哪些可合作领域？

　　冯博德：我们在谈可再生能源相关保险保障和再保的安排。可再生能源是慕再战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也会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考虑如何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要考虑新型技术带来的风险，例如风电、太阳能海上风电，我们做到的是不光保证安装属于工业风险、建工农险，同时还要保障资产，整个风电资产的风险，还有是一些功能性保障，太阳能芯片等，这些加起来形成整体对可再生能源保障的一个框架，这些方面已经在和中国客户沟通。

　　另外，慕再还参与了有关再生能源的一些投资。目前为止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们是在和北京市政府在做一些沟通，但是只是在非常初始阶段。

　　中国市场：求利润不求规模

　　《21世纪》：中国保险业这10年变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冯博德：有两个方面变化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市场的成长，无论是寿险还是非寿险，过去5-10年都有两位数持续性增长，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在此速度增长。此外，过去10年中，中国市场上的保险公司、产品质量上也有成长。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话题是自然灾害保障，随着中国政府的变化，从政府角度也愿意通过更多社会化方式来购买社会化的服务，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中国目前情况与欧洲简单对比，一是发展速度的不同，即使是在欧洲我们认为新兴的市场，发展速度也就是6-7%左右，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两位数。第二个是在监管上，我们认为中国用了25年的时间走了欧洲300年的路。

　　但是还有一两点差距是，在产品上的监管，例如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还是相对严格的模式，希望这种严格模式有些变化，第二从产品定价和客户服务，怎样从价格竞争的阶段真正推进到产品质量和风险服务上的竞争。

　　《21世纪》：我们注意到慕再近些年在中国的共保项目中业务有所缩减，是什么原因？

　　冯博德：如果要承保一个风险，从再保的角度要了解三个方面：你对这个风险是否了解，你是否有合适模型和相关数据来评估这个风险，价钱是否合适。

　　在过去几年中，慕再注意到很多大型工业险种，竞争十分激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低于成本的竞争，这对谁都不是好事。慕再在中国的目标是可持续性盈利，必须在业务上有所选择，过度竞争就没有办法参与。

　　慕再的定价模式与风险暴露相关，不论是单一大灾风险，还是事件性的巨灾风险，都会在定价时加以考虑。慕再大部分的业务在车险。因为车险是一个自身平衡性相对较好的业务，它的波动性要远远小于财产险。其他险种我们都有涵盖，包括工程险、责任险、农险，其他的特殊险种等，只不过参与的方式和数量不同。

　　《21世纪》：慕再在中国的业务及比重，下一步在中国有何计划？

　　冯博德：慕再在中国业务最大的一块是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我们看到中国最积极的变化，三中全会之后，对农业保险、健康产业发展都会有指导性文件出来，当然捕捉这些机会我们要和客户携手，通过客户寻找机会，再保用我们的知识和能力去支持直保。

　　再保是我们集团在中国业务组合最大一块，已经有比较合适的市场份额定位，最重要的是保证业务持续性盈利。

　　这几年健康险发展很快，特别是11月的会议后，对中国未来养老健康发展有很重要的指导，相信对市场有很多可捕捉的机会。目前主要通过再保险的方式来支持健康险，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市场结构都有重大变化和影响。未来市场结构和情形发生大变化，我们不排除任何战略性选择。但从目前有合资的情况下，慕再不会用直接保险的方式进入市场。

　　谈到直保，慕再安顾在山东建立了德华安顾寿险，6年的准备终于开业。慕再在这方便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立足于山东的发展，超过德国人口，业务、产品结构偏重于保障类产品，中国的寿险产业里保障类产品占比慕再评估的是3%左右，我们依然认为在这方面有独有的市场。

　　在非寿险直保方面，市场潜力很大，我们还没有具体马上进入的计划。很难把所有事情放到一起做。所以非寿险方面还没有进入。

　　下一步的计划是巨灾保障，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非常看中并争取有突破。同样重要的是责任险，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产阶级财富积累，大家对未来资产和相关责任所发生的损失，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因此慕再认为责任险未来是有潜力发展的方面。

　　《21世纪》：慕再在中国的保费收入，如何实现资金保值增值？

　　冯博德：我们现在公司层面累积的资产，或者累积的现金流都是在国内来做投资的，且严格按照保监会对于投资的要求。我们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投资方式，绝大部分资产都投资于中国的国债。

　　我们投资的具体实施行为是由分公司财务部门来做的，但接受香港资产管理部门的指导。最重要的是资产管理一定要和负债做一个严格的匹配，所以我看重的第一是资产负债的匹配度，而不是资产的收益率。

　　我们认为利润应该是靠你的负债方，而不会在资产管理方面引入太多的风险度，这是首要原则。

　　正是因为慕再的相对保守，金融危机没有受任何影响，甚至我们利用危机收购了很多以前我们想收购，收购不到的公司，比如HSB这种公司，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在资产方面承担太多的风险。这样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资产方的风险比很多受冲击的公司低太多，而且我不去做那种我们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