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 资料图

　　《中国企业家》：2012年以来，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中国似乎出现了前所未有多的矛盾和新事物，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比如说像薄熙来案、曾成杰案这些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陈东升：中国的转型是双重转型，它既是开放中的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有社会的转型，也有经济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一个转型的阶段，所以过去好像没有这么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要靠改革积极引导。

　　《中国企业家》 ：很多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从企业的角度上看，你认为哪些方面是最需要改革的？

　　陈东升：中国企业面临着“四大高成本”的束缚——金融高成本、物流高成本、土地和房价高成本、庞大而低效的行政系统带来的高成本。金融管制以及垄断，使得中国的金融成本高企。中国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20%，美国只有8%。飙涨的土地和房价，在不断地挤压着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这四个领域亟待改革。

　　《中国企业家》：2013年8月，利率市场化改革，终于让中国的金融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作为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创始人，你怎么看待金融领域的改革。

　　陈东升：经济崛起，必然伴随着金融崛起，然后才是自主创新和品牌的崛起。现在中国还处于经济崛起带来金融崛起的阶段。在不久前的一个金融高层论坛上，IMF副总裁朱民绘制了一个很有趣的地图，中国的人口、疆土、贸易、GDP都已经是世界级的，但是金融资产总量还不如香港。长期的管制和垄断经营，使得金融与中国经济的体量严重不符。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所有金融产品的定价都不是市场化的。金融领域绝大多数是国有大金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同时是高级官员，金融家群体并没有崛起。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金融的崛起就是不存在的。

　　金融崛起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最基础的价格改革；第二个层面是包括利率、汇率、资本项、存款保险制度等核心制度改革；第三层面是金融监管放松，在控制核心指标的同时，让金融企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有这三个层面的改革，金融繁荣的基础就奠定了，经济与国际接轨也奠定了，经过这一步改革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金融改革才进行到第一个层面，但这个时代对金融的需求已经像一股洪流。人们有钱之后，既要消费又要投资，全民理财时代已经到来。最近10年以来，房地产、绿豆、大蒜、黄金、古玩都成为游资爆炒的对象，投资渠道的短缺是这些投机现象的诱因。2012年中国金融资产有140万亿人民币，存款有40万亿人民币，当这么多钱要寻找有收益的金融产品时，金融的创新时代也不远了。西方的金融创新就是把社会上的可收益资产，不断进行分类、切割、债券化、证券化、杠杆化——1份资产可以放大5倍到10倍，这样整个金融的总量就会有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大金融时代的到来也是消费时代的到来，也是中产阶级崛起的到来，这三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消费时代、全民理财时代到来，必然会聚集巨量金融资产，中国金融行业充满了令人遐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