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辞旧迎新之际，养老保险动作频频。1万亿的国资划拨、对中行股份的战略性介入，社保基金攻坚退休金缺口的战役已经打响。相应的，城镇社保账户的重大修改、养老账户的缩小做实，老缴多得的效率原则引入未来养老金发放规则之中。这一切都预示着城镇社保人口可以预期的踏实的未来。
但是，农村养老保险依然进展缓慢。农村相比城镇而言，是未来30年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部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的生育率尽管高于城镇，但是，劳动力要向要素回报更高的地方流动，这让农村更像是一个老弱病残的收容地。在2020年，我国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15.6%和9.0%，2050年为32.73%和21.2%，农村为城镇的1.54倍。劳动力流动给中国的社保体系带来了“对接”问题，因为仅仅覆盖、拉这些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保体系是不够的，因为有一部分农工还有土地的梦想，将来还是想回到农村的土地上，很自然，他们渴望将自己城市里的社保带到田野上去。
农村养老保险迫切需要加速发展。在1999年农村的养老保险人口为8000万，而在2004年则下降为5389万，下降32.6%，农村养老保险在200多个县出现了整体消亡。究竟是什么因素应该对消亡负责？当然，一个很现实的理由是：民政部社会养老司在1998年并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之后，并没有将民政在农村基层的网络带过去，导致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农村的触角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全国领先的北京市的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仅为25.5%。
但是从根本上说，不是利益或者网络问题，而是一种思想。那种认为农村养老应该以家庭为主，发挥农村“孝道”习俗功能，土地的产权就是农民“社保”的陈旧想法构成了一种认知：即认为目前农村社保是不成熟的，也是成本高昂的。他们这种信赖“求诸于野”的乡村习俗和士绅力量，是对土改以后的“原子化社会”的基本现实的漠视，是发掘和追求本土化资源和学理的偏执性“矫情”。这种思想在决策层也非常普遍，觉得农村养老是可以“缓一缓”的。
实际上，中国目前大规模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并非时机不成熟，翻阅经济史就会发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在1891、1913、1919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的。而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我们1999年的79.3%、99.9%、46.6%和73.3%。而且它们在当时的农村与城镇人口之比，并不比我们低多少。这意味着彼此的艰巨程度是一样的。
既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村网络建立缓慢，而且一些商业保险机构纷纷撤出了它们在农村的网络。该部利用商业保险机构的“筹码”显得那么不充分。盘点在农村的资源网络，何不嫁接计生委在农村的网络，甚至让计生委发挥主导功能？
计生问题同农村养老其实是相通的。比如计生工作中最头疼的“性别比”问题，农村女婴的非正常死亡率一直远远高于男婴，女婴的死亡率比男婴要高44.1%。农村2004年的性别比为122，远高于城市的110。“光棍之国”的阴霾一直埋伏在远处。
重男轻女造成的“性别比”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养儿防老”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农村养老的实践“多管齐下”。而计生委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强势介入，也是解决性别比难题的正当途径。中国的计生委系统是最有效的社会工作网络。尤其在废除农村农业税当下，由于农业税等三提五统费用的取消，农村的其他一些行政权力组织由于经费问题将被弱化。计生委可以通过个人缴费、政府保底的做法作为影响农户生育策略的一种手段。
农村养老保险是缓解三农问题的一个“礼物”，也是稳定农业人口未来预期的一个必要措施。三农问题的痛苦已经压缩成了铀，现在我们做的，是希望它存放在可靠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