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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金彪
“流动人口之家”网站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很有名，它是有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主办的。在网站开办之初，设置了主要针对北京东城区外来人口的答疑栏目，该网站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已经渐渐成为北京外来人口寻求相关政策的一个网上窗口。记者就是在这个网站上认识张月英（化名）的。
“我们家两代人都生活在北京，目前，我公公、婆婆总算都已经落户北京，而我和我的老公还在为此奋斗，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4岁的孩子，”她谈到孩子有些黯然，20岁就从河南来京闯荡，10年的在京生活磨砺了她的性格，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挫折。
从刚来北京时的电梯工做起，直到现在保险公司的业务主管，作为一个外地人，她承受了比一个北京人更多的艰辛，“我做保险有7年多，我们保险公司为别人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别人的后顾之忧，而我自己却没有安全感。”
两代人为落户北京而奋斗
现在我的一家人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和我老公的户口都不在北京，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买经济适用房，由于外地人，存在着住房贷款方面的困难，因而买商品房对我们来说，还不能承受。
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是重庆万州县人，也算青梅竹马吧。我公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来北京当兵，退伍后，军转工户口转入北京市，总算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但婆婆的户口一直没能解决。婆婆只能在家做家庭妇女，那是他们还年轻，身体也很好，公公也有公费医疗，有个头痛脑热的，公公在单位拿点药也就对付了。当时也没想太多，但等到他们儿子的出生，在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才意识到，孩子的户籍只能随母亲，这样孩子的户籍只好又落在了原籍：重庆万州。
说到这儿，张女士叹了一口气，“前几年实行了户籍政策改革，但对我的公公、婆婆来说太晚了。”前几年，户籍政策开始改革，孩子出生的户籍由原来的必须随母亲，改革为孩子户籍可以随母亲，也可以随父亲。“如果当时的政策允许孩子可以随父亲的户籍，那么公公、婆婆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就可以是北京户口，这样我们的孩子出生后，也可以随他父亲的户籍，孩子的户籍也就落在了北京。”不过这只是张女士美好的假设，现实却难以改变。
公公想让儿子走自己走过的路来改变儿子的命运。儿子也参了军，但是今非昔比，要进入北京的门槛越来越高，退伍后，他们的儿子户籍又退回到原籍：重庆万州。
“我和他们的儿子是在北京认识的，后来成为我的丈夫，他现在在一家私营的厨柜公司做设计工作。”张女士告诉记者，“面对户籍制度，我们无能为力，只寄希望于多挣点钱。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钱还是能解决如孩子上学的赞助费等一部分问题。”2002年，婆婆终于落户北京，根据户籍的有关政策，办理夫妻投靠入户的条件是：投靠人年满45周岁，且结婚时间满10年。婆婆满足了这些条件，可这时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婆婆的落户北京已经失去了太大的意义。
从事保险业我却没有安全感
虽然，婆婆有了北京户口，但年龄已经过了45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也已经超过了办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障三险的年龄了。去年，婆婆得了妇科疾病，进行了子宫全切除手术，花了9千多元，全是自费，家里的一点存款也被用完了。“现在已经为婆婆办了住院和其他的一些保险，我还为老公、孩子也办了相关保险，每年大约要交两万多的保险金。”
“我想花钱来买安全感，”张女士有点无可奈何地说，“我始终意识到我们是外乡人”。张女士20岁高中毕业来北京投奔亲戚，最早的时候做起了电梯工，后来又换过多个工作，期间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了大学本科课程。1998年时，赶上了保险。“当时保险很难做，人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保险，北京本地人不愿意去做推销保险的业务员。”
“我和我老公都没有三险，我自己的公司给我上了商业保险进行了一点优惠。”据张女士介绍，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发的《关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有关规定的通知》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不管理职工档案为由，不参加社会保险，不履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但其实，很多单位，特别是私企都很少缴纳。我和我老公的单位也没有给我们缴纳，“但我们也不敢提什么要求，毕业现在人多，工作难找，再说我们还算外地人，工作就更难找，一些工作明确规定，必须要北京户口。”
张女士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北京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茁壮成长。“可是，我发现孩子一出生这种户籍的歧视就存在了。去年，北京出台了儿童住院互助金的相关政策，每位中小学生、婴幼儿每年只要交50元钱，每学年度最高可享受8万元的住院医疗保障，但必须要是北京的孩子。”由于不是北京户口，张女士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北京的小孩享受各种优惠条件，而自己的小孩被排除在外，“看来只能给孩子上商业保险，但孩子的商业保险特别贵。贵也要上，自己苦一点，也要让自己的孩子象其他的北京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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