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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油价的走势看来，近期油价波动越来越大。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前，国际油价一直保持低价和稳定。危机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英、美等国协商限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于是石油价格自1986年基本保持稳定，并一直维持到1999年。在此期间，有两次危机造成油价较大波动。一次是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使1990年石油价格增长到每桶23.7美元，但1991年初油价就开始下降回归至20美元；另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1998年的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12.7美元，但1999年油价恢复上升至18美元。除了这两次短暂的大幅波动外，在1986-1999年期间，世界油价基本稳定，在每桶14-20美元间小幅度波动。

　　进入新世纪，国际油价开始大幅度波动，对能源市场和供需直至整体经济活动都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

　　石油投机不仅对近年来油价的上涨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还大大增加了国际原油市场的波动。据说，这只“投机之手”控制的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囤积的原油期货合约总量曾超过10亿桶，配合各种市场消息，投机使国际石油市场和价格大幅度波动。

　　造成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基本因素当然还是围绕着市场供需，尤其是将来产能无法满足需求快速增长的预期，而投机利用的就是这种稀缺预期。油价上涨的成因很复杂，即使供需平衡，任何相关因素，包括需求增加、汇率变化、地缘政治局势和自然灾害等等，都会影响油价，均会成为投机和炒作的理由，甚至造成油价大幅波动。历史经验证明，油价走高对经济稳定运行有很大负面影响，油价大幅度波动同样也有很大负面影响。

　　欧佩克官员曾多次强调，目前国际市场原油供应基本充足，不应导致油价大幅上涨和大幅波动。如何解析油价波动比较困难。事实上，任何油价波动，都会有许多解析因素，而任何相关因素的波动，都会导致油价波动。专业的和不专业的，都可以来回讲，既不会完全对，也不会完全不对，但基本上都是事后诸葛亮。

　　很大程度上，稀缺预期源于主流能源的不可再生性，也受能源不确定性的影响。不确定性是能源的一个重要特性。矿物燃料储量、未来价格和成本趋势、技术变革、发现新资源储量或新能源品种以及新技术的机会等等，都包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对于矿石燃料的储量情况，包括数量、类别和分布，都很难做到完全掌握和精确估计，而与之相关的开采、投资活动，以及能源价格的决定都是在信息不全的基础上做出的。种种不确定性都将影响到能源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从而造成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

　　能源的不确定性容易带来对能源供给不谨慎的乐观。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能源资源是有限的， 但没人知道这个限度是多少。比如，原油探明可采储量会随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能源价格上涨，新的开采技术还将使原来不经济的开采变得经济可行。而另一方面，整体能源的不确定性随着主流能源的日益稀缺而加大，影响价格预期。

　　然而，不可再生性使得能源的稀缺性主要取决于需求的增长速度。一般的预期是，需求增长越快，短缺出现越早，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技术变革、发现新资源品种和储量机会的不确定，也会造成对将来能源替代可能性的不确定。目前可以确认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都存在量和价的问题。即相对于常规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总量太小且价格过高，因而不能有效替代。如果不对能源需求加以控制，不需要短缺出现，稀缺预期本身就将推动能源价格上涨，现在不抑制能源需求的后果是今后更高的能源价格。

　　油价持续攀升，中国作为消费者为此买单似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直观地说，油价上涨加重了中国的整体能源开支负担。从更宏观的角度讲，油价上涨还会带动其他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如煤炭和粮食），增加整体经济运行成本，对经济的影响是持续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甚至滞胀。

　　现代经济发展不可能回避能源环境不确定性的问题，不同的理解会导致不同的能源战略与政策。如果冷静和动态地来看待能源问题，无论是已知的、还是猜测的能源来源以及期望的技术进步，都不足以消除对于能否有供给充裕、价格合理的能源和足够的环境空间来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担忧。中国的人均能耗还很低，能源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带来很大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本身长久可靠的能源安全应当立足于国内储备，因为只有国内的能源价格和数量是最终可控的。

　　虽然我们知道能源价格长期向上的走势，却无法预测短期波动。因此，在制定能源战略与政策时，科学和客观地对待能源的不确定性尤其重要。应当充分估计能源稀缺、相应价格上涨的影响，有效地保证中国能源不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具体投资决策时，也必须尽可能考虑不确定性带来的能源稀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