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宾塞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发展委员会主席。

　　化石燃料有很多问题，它们昂贵、受制于地缘政治，而且供应并不稳定。随着全球消费量的激增，与之相关的成本也有可能大幅度上涨。最糟糕的是，化石燃料引发了严重的碳排放问题，其成本之高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事实上，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全球大气层所占份额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已经超出了它带来的其他问题的影响。

　　然而，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因此而引发的高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似乎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这是当世界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共同对抗气候变化的框架时遇到的核心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碳排放量较低，同时人均收入也较低。如果对它们的碳排放量增长幅度设定严格限制，则很可能会妨碍他们GDP增长甚至严重影响他们脱贫的努力。

　　在涉及到谁来为气候变化的埋单上，发展中国家同样也面对着严峻的局势。发达国家显然应该为目前大气层中的大部分的碳排放量负责；同时，虽然它们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不过目前在每年的全球排放量中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显著的份额。考虑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争辩说，出于公平，发达国家该对这个问题负责。

　　不过，简单地将责任转嫁给发达国家的做法并不会奏效。一个成功对抗气候变化的战略不仅得公平，而且还必须有效。如果允许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而不对其碳排放量做出一定限制或补偿，那么在未来五十年中，无论发达国家怎么做，大气层中的人均碳排放量将几乎翻倍，几乎达到安全标准的4倍左右。

　　仅仅依靠发达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能保障全球二氧化碳的水平保持在安全线上的。只等待着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更不是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因而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重构一个可行战略，既能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要保证在世纪中叶时全球碳排放量处于安全的水平。

　　解决之道要从解决谁来为气候变化的大头来埋单这个问题着手，从地缘上而言，把应努力的和来埋单的分开对待。换言之，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在短期内承担气候变化的大部分成本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降低碳排放量的增长的话，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减排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起码能大大减轻，甚至有望解决了。

　　诸如此类的考量暗示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之前不必为它们定下严格的减排目标。而当在发达国家定下此类的标准的同时，它们也该至少部分履行它们的义务——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这个战略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这样才能同时满足经济增长和减排的需要。

　　世界已经普遍接受了富国应该为气候变化承担更多的成本的基本原则。《京都议定书》建立起了一个“普适而区别对待的”的责任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是对称的，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们将承担更多的义务。

　　这样一个做法的涵义是非常清楚的：发达国家被要求以固定比率减排二氧化碳，而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考虑则可增加碳排放量；即，目标不是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碳排放量，而是减缓它们的上升势头并在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之后最终扭转这一趋势。

　　实施这个战略的最佳方法是在发达国家采用“碳排放额度交易系统”，每个发达国家都被给与一定的碳排放量的额度，并以此确定它们的排放量。如果某个国家超过了它应有的碳排放量，那么就必须从其他国家购买相应的额度。不过，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来获取额外的额度，这样一来也就提高了它本身的碳排放量了。

　　由于富国乐于以后者更实惠的方式来减排，这个系统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寻求低成本的减排契机。最终结果将使得减排变得更为经济效率，发达国家用更低的成本就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它们真正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不受额度或者目标的限制。在它们的人均碳排放量达到某个标准(譬如说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时)之后，它们也会被纳入这个全球系统之中。这点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此前就积极考虑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之下的能源定价和利用率的问题，从而延长它们不受碳排放量限制的时间。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前对于减排的责任义务争执不应该有损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一个真正公平的解决方案可能将如同气候变化问题本身一样复杂而富于挑战性，不过仍有实现可能。(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