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创新·竞争与融合”第十届中国国际期货大会于12月4日-6日在深圳举行。上图为境外交易所高层论坛：效率与风险。(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期货业协会、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于2014年12月4日至6日在深圳举行。大会以“改革与创新·竞争与融合”为主题。新浪财经作为独家门户网络合作伙伴全程图文直播本次大会。

　　以下为境外交易所高层论坛：效率与风险实录

　　主持人(郑学勤)：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节的第一场，主要是国外交易所老总论坛，这些老总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我还是介绍一下吧：Phupinder  S.Gill，他是CME的CEO；Michael Peters是欧洲期货交易所的执行董事。新加坡交易所执行副总裁周士达；香港交易所总裁李小加；台湾期货交易所新任董事长刘连煜。

　　我们在不同的全球会议上多次见面了，既然来到这里，我们还是对中国市场做一些展望吧，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像肖主席讲的那样，现在这种商品期货市场在很多的产品品种上中国的期货已经是第一位了，股指是第二位。现在发展很快，有很多的原因，因为期货的角色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期货市场方面的举措，中国的期货公司也开始发展成为一种期货佣金商和财富管理公司这样一些转型，而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公司，他们也意识到真的需要一些工具来管理风险。

　　再过十年，也许中国的期货市场将会成为一个全世界都瞩目，所以中国不仅是一个旁观者，中国将会积极投身在国际期货市场当中，所以中国迫切需要了解外界，也希望从各位身上学到经验。所以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欧洲市场发生很多的变化，特别对其他市场也会产生连带的影响，这种改革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实施了富兰克法案，欧洲、美国很多人他们还有一个6万页的法案，这样厚的文本真的很难看透。请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在金融危机以后发生的一些重大的金融改革。同时我们讲到CME市场或者欧洲市场，我们要关注什么？因为现在法规如果改变的话，我们应该留意什么呢？

　　Phupinder  S.Gill：谢谢，我想当我们谈到期货交易所在国际上的一些历史发展，它其实很多情况下也反映了中国的发展沿革，比如中国有了债券危机，这是90年代中期，我认为中国采取了非常坚定的做法来关掉交易所，来重启期货交易所的体系，让它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而且证监会[微博]也确实推进了这些发展，我认为证监会也很好地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市场。我认为发生很多的变化事实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转折点，1995、1996年的时候债务危机，它也是中国的转折点，市场重新开放又出现新的拐点，特别是自贸区的出现，又是一个转折点。我认为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交易所公司化以后，从会员制转向股东制，但这个其实没有改变它的重点，重点还是在风险管理，还是要服务实体经济，它的宗旨没有变，还是要确保价格发现、市场公平。

　　所以，2008年这场场外危机也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转折点，CME也自此转型，从一个期货期权的市场转身为一个金融衍生品市场，包括指货掉期也可以在我们这里挂牌交易和清算，而这些指货也可以跟期货期权进行调换，所以对未来的期货市场它也会相对于这个场外的市场有很清晰的变化。现在我们看到数几十亿的保证金，在08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在欧洲一些重大的事件，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透明度、流动性都成为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不光是对场内市场，对场外市场这些事件都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各种问题。

　　在中国我们看到上海的清算所他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在中国期货交易所当中参与的事件，我看到确实在中国也是在跟世界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是紧跟其后的。

　　主持人(郑学勤)：金融政策监管改变很大，欧洲有6万多页的法律，08年以后整个金融危机以来其实他们的市场进步了很多，虽然监管复杂了很多，但在中国他看到同样的，因为现在市场越来越关心流动性，不光是价格问题，是有没有流动性，也包括风险控制，因为大家需要风险控制，而且他们把OTC吸收到这个市场来。你觉得十年以后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市场机遇呢？

　　Phupinder  S.Gill：我们觉得一切都可以清算，有些市场也愿意接受清算，但关键是法律的要求，法律还是非常复杂的，哪些是交易的，哪些是清算的，对于法律界定还是比较清楚。所以最后我们其实可以对任何可以清算的都可以清算，但不是所有东西都做好了清算的准备的，如果有太高的透明度，但这个产品本身又不够流动性的话就没必要清算，因为本身不够流动性。出价要价的价差非常宽，你怎么样去做工作呢？一定要非常讲逻辑。我觉得十年之后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市场都会进入清算的领域，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交易所，包括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都会投身于我称之为组合优化的过程。

　　主持人(郑学勤)：问一下新加坡，新加坡也在中央清算场外产品的工作，你们现在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进展？在场外产品的清算方面。

　　周士达：刚才你也说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管理局都发出要比较健康的管理环境，欧美都出了很多新的条件，这些条件都很复杂，这些对我们新加坡也有影响，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比较国际的客户，前几年我们很努力去把交易所的规则可以顺利地跟欧美等其他国家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健康的环境，场外交易或者场内交易我们可以协助欧美和国际投资者。去年12月份我们成为亚洲的第一家美国确认的，所以我们也要更加努力协助国际投资者。

　　在国内来看，新的这些条件、规格对国内交易所也是有点困难，因为如果真正要吸引国际投资者，也需要有这些规格条件给美国他们。

　　主持人(郑学勤)：小加，现在国内交易所进行OTC的交易，我知道你们在沪港通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在OTC方面有什么动作吗？就是把OTC的场内引进？

　　李小加：允许我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下，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今天看世界，要非常清楚地知道目前内地期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在监管方面完全是两个极端，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长时间便宜的钱的泛滥，实际上最后造成大的金融危机。它跟监管的收紧体现在好几个方面，首先是资本，企业自己资本的运作。但企业资本不是关心这个企业的风险监控问题，万一你自己的风险监控出问题以后、倒了以后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风险有多大。但同时它又有一系列的监管收紧，这个收紧在各个方面，第一是对透明性要有很强的监管，我们以前讲过OTC市场基本上是浑浊的、看不清的，但是里面是非常赚钱的，但是OTC十年这里面的债务是链接链，这里面问题是很大的，所以OTC市场第一至少能不能做到透明，所以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建信息库。第二，稍微能够有标准的合同，就一定要在清算所清算。第三，你只要能够在交易所交易的必须进入场内交易，同时又让你OTC市场里面有大量资本的要求，OTC市场很多产品，你的资本匹配又有大规模的要求。同时又对很多金融企业的基准价格加强大规模的监管，以前是人管的，几个金融机构在一起基本上是公平的，但是它每天都一点点的不公平，出现了很多丑闻以后，他赚很多钱以后，这个就要大规模压制，然后监管。现在又对整个价值链里面很多的标准监管，比如我们买的伦敦金融交易所的仓储，他认为有些企业不能上游也管、中游也管、下游也管，把标准搞乱了。

　　所以这一切的监管都是从流动性、透明度、资本安置，把互相的债务链清算掉、结算掉，不能交易的清算，不能清算的报告，不能报告的最后资本上全面地要求。这样一来，整个金融界特别是期货界成本剧增，相比以前资本不那么低、不那么不透明、不那么不好的情况下赚很多钱，现在稍微赚得少一点。

　　中国的监管和国外的监管实际上是反过来了，我们中国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系统性风险，现在主要是落在个体的风险，你个人有什么风险、你的公司有什么风险，可是真正的我们作为一个监管者、作为一个市场的基础设施、一个交易所来说，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如果你自己倒了，要不注意把股本金都丢光了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期望我们在监管的时候你倒了别连带着大家都倒，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企业。

　　主持人(郑学勤)：小加我打断一下，按照你的逻辑你是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OTC市场，应该重点发展场内交易市场？

　　李小加：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有些合同能够在场内做的就在场内做，不能做的比如要CCP去清算，实在CCP清算不了的，有些产品是两个人的对赌没办法清算，那至少要放到整个央行[微博]的TR里面去，有这个透明度。

　　主持人(郑学勤)：Gill你呢？

　　Phupinder  S.Gill：我其实是想补充一下李小加刚才所说的内容，就是说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放到中央清算里面去进行清算，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环境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相对来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会说这个市场会比较地封闭一些，对于这种比较封闭的市场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么多年来在市场上的资本的充足量现在已经是酝酿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对于债券市场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市场也好，有这么充足的钱，我想都是一个好事，在这个市场当中积聚了这么多财富我认为是好事，它能够更好地确保我们金融市场资金的来源，但是我想这一点和国外其他的市场是没有可比性的。

　　主持人(郑学勤)：小加其实提出的观念很重要，中国市场和西方市场不一样，不能照搬外面的概念，因为中国本身的OTC市场不是很大，不是照搬西方的监管方法或者发展方法来直接发展我们的OTC市场，OTC市场一定会有的，因为它有很多自己的功能，透明性和流动性是特别要关心的事情，这是他们俩的观点。Michael，您要不要讲一下欧洲期货交易所在管制方面的变化？

　　Michael Peters：我非常同意刚才李小加讲的这些观点，我还想说在我们OTC市场当中，场外市场我们也加重了质押的比重，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场外市场我们需要对资产进行分级，然后不同的资产分级就有不同的管制方法，我们并不会用一个“一刀切”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合约，我们会看到OTC具体的要求，然后会根据具体的合约来实施相应的清算标准。

　　第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管制方面改革的方向也是对资本金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衍生品市场当中的资本金。就像刚才李小加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有一个中央清算，但是中央清算它并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要放到这个中央清算去清算的，我们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些更加灵活的清算机制，依据具体的合约、他的清算需求，他可以选择不同的清算机制，有一些是场内交易清算的，有一些是场外的，我想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去符合我们金融市场提高效率的要求。就是说在清算上面可以做到更加的灵活。

　　第三，在我们欧期所，我们也是在经历一个过渡阶段。

　　主持人(郑学勤)：在西方经过的几年之中大家公认监管会越来越严，小加也谈到了，可能有些过于严管，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发展期货市场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就是你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想问他们一点其他的问题，因为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期货经济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是一个必要的要求，中国政府是这么要求的，所以想问一下从交易量、从管理的需求等这些方面去考虑的话，衍生品市场如何更好地回归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

　　Phupinder  S.Gill：在CME，我们主要是这样考虑的，有以下的因素：第一、要看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是什么；第二、要看衍生品市场的买家和卖家的兴趣是什么；第三、我们看到在衍生品市场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我会认为失败的例子要比成功的例子更加具有学习的必要性，包括我们从市场当中看到那些失败的案例，它很可能是因为以合约的原因，或者是合约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卖家方面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是说在套期保值的时候对某一个产品人们没有信心所以没有人对它进行对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考虑这些综合的因素。

　　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他们是比较看天吃饭的，像这些行业保证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就需要因行业、因合约而议地决定它的保证金是多少，但是保证金也好、衍生品市场也好，它要服务实体经济，它其实本身就跟实体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在拟定合约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实体的因素。

　　Michael Peters：我想补充一下在我们清算所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衍生品市场和风险管理机制之间是否是相辅相成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价格发现和价格制定机制，它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否是正常的。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经历欧元危机的时候，在我们欧期所也看到了套期保值在欧元危机当中对衍生品市场带来的保护作用，不管是意大利政府还是其他的欧洲政府，在2011年有些国家的信用级别是发生了变化的，但是还有一些国家他们在欧元危机当中很有效地运用了套期保值，最终他们的信用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是正向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期货市场和更大的衍生品市场，我们当然要跟踪这个产品的价格走势，然后才能够作出判断，才知道是应该看空还是看多的套期保值，所以我觉得衍生品市场是一个很好的风险转移机制，如果你对实体经济的产品有很好了解的话。

　　主持人(郑学勤)：新加坡设计A50这样的产品到底什么样的考虑？

　　周士达：我们是要当做亚洲的金融衍生品门户，我们跟CME也有做合作，所以设计出的产品都差不多一样，Gill本身也是新加坡人。我们怎么去设计。刚刚提出的问题是OTC的，前两三年我们在新加坡推出了OTC的铁矿石掉期产品，还没发出的时候当然需要考虑，这个产品如果发出对某某客户会有好处，中国的铁矿商和螺纹钢商他们都有需求，新加坡也是有这个需求的，投资者也是有这个需求，可是最重要的是场外交易那风险可能会出问题，所以在交易所做清算我们会考量对市场是有好处，欧美的这些新的规格又进来了，我们就把铁矿石掉期做成期货，大多数美国的客户也是可以顺利地进入，可以顺利地把他的铁矿石期货做很好的管理。所以我们的考量是以客户为重的。

　　主持人(郑学勤)：小加你们现在的战略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全球性战略，你谈一谈吧？特别是你们现在要做期货产品，在中国并没有很多期货生产商和使用商的情况下，你发展这个产品到底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好处？

　　李小加：我暂时不说港交所，还是回到刚才的主题，就是市场结构中间的区别给我们什么启示，就是你刚才讲服务实体经济也好，前面讲的风险管控也好、监管。国际这个市场以前它非常地活跃、非常大、很深、水很浑，里面的营养非常丰富，然后鱼很大，实体经济大头鱼，服务实体经济的也是大头鱼，这个市场基本上可以给大的机构，无论你是实体经济的生产商、加工商、贸易商、还是最后的银行、基金，这些都很大的鱼。但是这个水非常浑，监管者看不到底，里面非常高兴，玩得一团欢乐，但是在这种利率特别低、资金泛滥的情况下，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是巨大的，但它对实体经济，像CME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它们都是服务于现货交易为主的实体经济。

　　反观看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已经早早地被拿掉了，因为我们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市场，没有这么透明的市场，我们的保证金都是统一的，我们的保证金比别人要高很多，我们的一系列监管、监控都是一户一码，我们所有的监控根本不需要你去学，都已经在软件、在系统里面了，不让你干的事情你想摁那个纽都摁不动，所以这个系统非常安全、非常透明，但是我们去年讲过的它只有小鱼在里面，小鱼很多，水很透明，监管者看得清清楚楚，小鱼很多，又不允许大鱼吃小鱼，我们都是散户，我们期货市场本身应该是大户、散户结合，更多应该是大户，因为它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我们这边实际上都是散户为主，由于各个方面的要求期货公司也长不大，所以系统极其安全，各个期货公司本身也很安全。我们的监管者对于保护投资者的理念也非常强，但是这个期货市场里面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个鱼池里面太干净，以后只能养点小鱼，而这么多的小鱼服务不起大的，这是个问题。

　　那边太浑了一定得改，所以它在赚很多钱的情况下在改革。我们这边怎么能够让期货公司、让期货投资者，特别是让我们的实体经济能够在期货投资者里面真正充分地对冲它的风险，所以我们千万别去看人家那边监管好了我们再加强监管。我倒是觉得我们这边更应该的是扶持大家的创新力、扶持大家的存活率，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实体经济，大宗商品方面我们是最大的进口也是最大的生产，可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价格，受世界价格制约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跟大鱼池接轨，一定要跟那些大鱼打交道，问题现在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养大了以后怎么能跟它打交道。我特别高兴看到我们杨总的石油期货都马上要国际化出来了，但是出来以后中国监管者和中国业界也要想清楚这个办法，因为现在美国长臂监管，只要是美国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他都要管你，用美国的标准、美国的法律来管你，欧盟的公司也得管。像我们香港我们是小地方，我们是弱者，所以谁管我们都得接受，因为在我们香港是个开放市场，所有欧洲的公司在这儿、美国公司也在这儿，美国公司要受美国监管，所以美国管我，你们香港交易所符不符合美国的规则，你们香港结算符不符合美国的规则，我得老老实实符合他的规则，我也得老老实实跑到欧盟那边说好，我能帮你做点什么，这样我的系统可以让全部大的金融系统都在这儿做。

　　我们中国很难想象，短期内很难让美国人、欧洲人监管我们，这是我们民族崛起的时候可能不乐意随便做的事儿，但是不能随便做也就意味着很多国际的大行也不能把钱拿到中国来，他也不能够加入我们的清算体系，我很希望大的投资者都到杨总那儿去交易石油期货，可是这些大的机构他的钱都不能放在美国花旗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不同意接受监管，他不让美国的公司来、欧洲的公司来，所以我们怎么跟他接管。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力量均衡。所以我最后做点广告：香港短期可以给大家做点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小地方谁都可以管我们，我们一起配合国内的交易所，因为我们买的伦敦金融交易所，你要看交易量对应每天的持仓量是一个三角，底下是持仓量，上面是交易量，底下是实体经济的，上面是交易的，中间是实体经济的服务者：银行。中国目前看交易量和持仓量是倒金字塔，我们就在想香港打出个平台来，利用这个平台能跟我们内地的期货交易所合作，最希望和这三巨头合作，然后你们当大的，我们当小的，把两个金字塔并在一块儿就是方的了。谢谢！

　　主持人(郑学勤)：小加那我提个问题，如果你的监管那么复杂，你要受全世界所有人的监管，到你那儿交易不是很复杂吗？

　　李小加：我受监管的意思，不是说我来管别人，是到我这儿来的人因为我受他的主人的监管了，他就能到我这儿来，花旗银行到我这儿来跟我交易，第一个条件是你们受不受美国监管，我说受，他就来了，欧洲的银行就来了，我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我要把美国监管的东西拿来监管中国的老百姓，没那个事儿。

　　Phupinder  S.Gill：我有一个建议，不要对任何人说：是的，老板，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机会，中国有这么出色、合理的系统，而且像李总讲的，你讲得非常对，美国的规则他有很多不太合理的要求，实际上在欧洲一些归管也是非常严格的，还有巴塞尔银行的协议，很多要求都是好的，但是很多规则也是毫不合理的，根本不讲道理的，有很多监管他们说他为什么要这么监管就是为了自己省事儿所以是不对的，中国应该做一些简单正确的事情，但同时还要不断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一定要跟上来，这样中国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中国面临世界的时候香港是一个好的起点，但中国可以面对世界的时候中国是一个更加理性的市场，这就是因为富兰克法案。

　　主持人(郑学勤)：刘理事，我们知道台湾的期交所股指期货和期权对台湾的股市起了很好的支持作用，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经验？接着我还要问一下股指期权的问题。

　　刘连煜：谢谢主席。大家好！台湾的交易量现在是世界上排名第六，根据最新的统计，我们一周到期的交易量在10月底的时候已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一了，就是你们这边所讲的期权已经是第一了。我们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主要是贴近市场的需求，刚刚各位讨论的富兰克法案里面提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预防金融性风险，保护消费者。我们也都是重视这个，所以除了贴近市场的需求以外，我们对消费者的保护也都是有要求的，因为台湾的交易人50%是散户、自然人，然后50%是法人，所以台湾的主管机关都是非常重视交易人的保护的，所以这部分的设计上我们都会注意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交易量周到期会蓬勃发展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它的存续期间比较短、它的交易成本比较低、它的收费比较低、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它引来的交易人会比较多。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在设计商品上也考虑到了因为我们台湾的交易时间是比较短的5个小时而已，从早上8点45到下午1点45，为了要延长交易时间，我们跟欧洲的一个交易所连接在一起，这个连接的结果现在的成效非常好，从我们的交易时间就可以涵盖到欧洲的交易时间、美国的交易时间，所以就变成的18个小时。目前挂在那边的台股期货交易量都是大增，到现在日平均交易量已经破了2000，所以是往正向在成长中。

　　所以讨论到这个议题，期货市场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这也是台湾期货交易所的愿景，就是我们要靠期货交易来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周到期选择权或者是刚刚看到的跟台湾期货交易所、跟欧洲交易所的链接，把台股选择权、台股期货挂在欧洲那边，我们成的台期和台选，这是台湾成功地把期货商品出口到国外，因为贴近市场的关系可以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

　　刚刚第一个议题里面讨论到各国对衍生品的监管目前还没有一致，因为各地区有它自己的市场和文化，今天的主题是说如何改革、如何融合、如何竞争，我们台湾的期货交易市场有个产品是跟新加坡几乎是一样的，这两个市场如何竞合呢？台湾的市场基本是50、50，散户50、法人50，但是新加坡的市场9成都是法人的，这两个市场因为它交易的商品以台股期货作为标地，那是有重叠的，涨上来的时候新加坡那边也在上涨，所以互相有竞争的融合因为，因为彼此有价差，所以也会因来两边市场交易人可以通过套利交易或者价差交易来进行交易这也显现出因为，因为彼此监管的程度不一样，因为新加坡的交易市场比较是法人市场，所以它的监管市场可能是比较开放的，台湾因为有50%的是散户，所以我们的监管法规也比较不一样，可能他们的企业规格也会比较小，所以这中间就会形成价差，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交易人就可以从事价差交易。

　　所以，我觉得虽然监管不一致，可是也会形成商机。期货商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从事两边的价差交易，我想是一种合作。

　　主持人(郑学勤)：我知道台湾期权出来以后期权交易的手续和期货交易的手续比例怎么样？

　　刘连煜：现在交易量大概是1/4是期货，3/4是期权。我们今年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最高交易量，即将到2亿口。

　　主持人(郑学勤)：为什么期权交易的比期货高得多？

　　刘连煜：我们叫选择权，因为我们主要是以散户自然人为主，所以把企业规格缩小，会吸引他进来交易，然后他的交易成本也比较低。交易的手续费也是期货交易的一半而已，所以可以增加散户的意愿。

　　主持人(郑学勤)：国内很快就要推出期权了，你们交易所在推出期权的，在风险控制方面，在一个投资客或者散户占主导的情况下有哪些比较需要注意的？

　　刘连煜：在风险管控上因为散户特别多，前几年因为美国的主权被降等级产生了违约的情况，后来我们就推出了两个机制，就是风险管控的机制，还有申报，因为我们曾经在两年前发生了一个大案子，发生过巨额违约的情况，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因为当初的法律定得不清楚，它主要是定在你要不要把它冲销掉，曾经在法令上是用德，造成我们期货商就把这个规定当成市场工具，我们认为可以给你冲销，所以你已经亏损的，你的保证金不够了，我们就可以卖一点冲销掉，就造成了案子。后来我们痛定思痛之后，我们结合主管机关，结合期交所一起合作把法律定清楚，什么情况下应该要代为冲销，就变成强制了，所以实施以来非常好。

　　另外我们对于申报前预数这个部分也做得很好，每天检视交易人的风险，加以分析，对他帐户的安全加以分析，如果损失可能超过一千万新台币的我们就会加以注意，我们对散户特别多的在风险管控上做到这样两点。实施以来成效非常好。

　　周士达：刚才刘总也说了新加坡和台湾期货交易所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已经有18年的历史，在当台湾的推销员，明年我们也可以跟台湾证券所办的台信通，两岸的期货和现货市场合作前景比较广泛。刚才有嘉宾也谈到中国在监管方面当然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们新加坡是个小岛，在全球上是个小红点没有办法不以顾客为重，所以我们欧美的顾客要什么我们也要调和，我们也要祝贺和恭喜李总，为什么呢？因为从7月份开始一宣布沪港通开始我们新加坡的期货也翻了几倍。

　　主持人(郑学勤)：我们还有5分钟，我想要完成主办单位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讨论下一个议题，境外成熟市场经验的借鉴。

　　Phupinder  S.Gill：我觉得高频交易的话肯定要上升30%，我觉得不超过30%。

　　周士达：高频交易差不多20%吧。

　　李小加：我们没什么高频交易。在一个收印花税的市场里边没有高频交易。

　　主持人(郑学勤)：因为这是印花税的问题，台湾有高频交易吗？

　　刘连煜：台湾的期货交易所有制度，所以会有关系，没有直接连线，交易人不会直接连线到交易所，所以这个部分也没有它的环境。再加上我们现在也没有提供主机的服务，大概是12：1。

　　Michael Peters：其实每一个嘉宾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郑总，您觉得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最终才是最重要的。

　　Phupinder  S.Gill：我理解你问这个问题的意思，确实是，因为它的高频交易确实是如此，我也同意高频交易就意味着它在市场当中的变化可能会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的，像这样高的频率它是没有真正的考虑到市场的变化，当然市场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继续要考虑到高频交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也要看一下高频交易对市场能不能带来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10年5月份的时候，高频交易也曾经导致过崩盘的情况，所以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需要非常的小心，要了解到每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不管这个特色是什么，不变的就是监管的需求，我们必须要了解监管的需求。

　　主持人(郑学勤)：我们看国外的交易所和国内的交易所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好，注意流动性也好、注意透明性也好，最大的区别我们现在可以看见主要是他们几位反复提倡的就是监管不同，中国的监管环境没有必要完全照美国学，因为我们已经站到不同的历史阶段，有自己不同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我知道今天没有给小加总足够的时间，要不然他可以在这里讲两个小时就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的市场离国际市场越来越近，但是要是到别的市场去交易你必须学会人家的规则。但是我们自己的规则未必要照抄人家的规则，但透明性、为实体经济服务、流动性这些因素都是必须要注意的，包括他说的高频交易，高频交易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什么是高频、什么不是高频，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取决于具体的市场，他刚刚说了我们有小型的崩盘，都不是因为交易速度太快造成的，而是因为监管方面有漏洞。

　　谢谢几位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