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热钱改炒农产品国际热钱主攻资源品

　　输入型和结构型通胀在所难免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专员何志成

　　美联储兑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油价、金价包括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都出现大幅度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达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我预计，10月CPI将超过4%，至于年末包括明年初，预计还有很多基础商品，包括资源品价格都会调整或跟风涨价。明年CPI很可能一直徘徊在3.5%以上。

　　流动性泛滥是一个长周期、全球性的经济现象。但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发行连续十几年都快于GDP很多，流动性早已泛滥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十几年前，中国人很少有房产和股票，现在中国人的房产总值差不多有80万亿，股票市值接近30万亿，虚拟金融市场包括半虚拟金融市场吸纳了巨大的流动性。二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还不到10万亿，现在则是90多万亿，如此巨大并快速的扩张，如果没有财富快速增长做支撑，虚拟金融市场供“泄洪”，通胀早就“奔腾”了。

　　但虚拟金融市场的成长有可能见到短期“顶部”，当它的“库容”溢满时，就有可能引发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通胀。包括由某些商品暂时短缺引发的间歇式通胀，由流动性流窜引发的跷跷板式通胀。于是我们会看到，当股市泡沫退潮时，当房地产市场遭受政策打压时，过剩的流动性会开始选择农产品市场，会选择大宗商品市场。今年中国的通胀表现是：当房价下跌预期形成时，农产品、大宗商品和股市齐涨。幸好，中国股市处于底部阶段，可以吸纳从房市中退出的部分流动性，否则农产品价格涨势将更凶。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秋粮丰收，粮价却仍然上涨，农产品普涨的原因。房地产这头太沉了，它消肿过快，流动性将很快转战股市和农产品、大宗商品市场，引发另类的流动性泛滥。

　　面对新情况，管理通胀需要新思维。中国式通胀在短期内还会加速。因为，无论是国内流动性泛滥环境和国际热钱压力目前都处于“非均衡”状态，而国内农产品、资源品的紧平衡“短板”效应也使炒家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更强烈的炒作。由于农产品、资源品占我国CPI的比重很大，因此物价指数一时半会儿下不来。

　　幸好，我们今天面对的通胀仍然是结构性的；幸好，今年我国的农产品整体仍然是丰产年，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胀还没有大面积蔓延，仍然可控；幸好，中国股市目前仍然处于流动性“饥渴”状态，可以吸纳更多的流动性；幸好，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可以输出流动性。这些“积极”因素可以使我们有管理通胀的空间。所谓管理不是一味地压，压与疏导可以并行。对资源品价格上涨就需要疏导，有些商品价格不能再一味地管制，甚至可以主动提价，通过经济手段，提高消费门槛，达到降价目的。

　　笔者认为，人民币适度升值可增加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促使发达国家改变低利率政策，让全世界都投入到抗通胀的斗争中去；管理流动性，不能完全靠紧缩，疏导流动性要放到紧缩前头，目前能够起到疏导流动性作用的莫过于股市，股市适度地上涨，温和的上涨，有利于吸纳过剩的流动性，抑制通胀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蔓延。当然，加息也是未来的选项，但需要格外慎重。同时，在物价持续于高位时，必须出台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是针对退休职工、特困家庭的物价补贴政策。

　　国内农产品市场冒出通胀的“泡泡”已经半年时间，一会儿“蒜你狠”，一会儿“豆你玩”、“姜你军”。近期美联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美元大幅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风起云涌，国内农产品价格出现普涨，不少商品甚至出现“跳涨”。从全球范围来看，面临通胀压力的不仅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难题。这次来势汹汹的通胀，究竟是积重难返还是过眼云烟？

　　风动还是幡动

　　□社科院世经政所 徐奇渊

　　2010年以来，多种商品价格出现明显异动，“蒜你狠”、“豆你玩”、“辣翻天”、“糖高宗”、“苹什么”陆续粉墨登台。其间，米、肉、蛋、蔬菜、中药材、水、煤等价格也客串出演了不安与躁动的配角。而央行的调查显示，城镇储户对物价水平的满意度指数已经接连创出2001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点，这甚至显著低于2007－2008年通胀时期的水平。不过另一方面，统计局公布的CPI始终在3%左右的水平波动。有好奇心的人不禁要问：CPI的波动，到底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

　　主观感受与统计数据的矛盾，既有理解上的差异问题，又有统计数据质量上的问题。由于CPI编制细节尚未公开，因此相关研究充其量也只是水中望月、镜里看花。要对CPI指数有更准确的理解，还有待于相关细节的公开和透明。

　　居民的主观感受多是基于环比观察，而统计数据报告的是同比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变化情况，其默认口径均为同比，也就是说：拿今年7月的物价水平与去年7月相比。而一个正常人，谈及对物价水平的感受，他通常会拿今天的物价水平与昨天相比，或者是7月的物价水平与6月相比——这就是环比口径的物价水平变化。关于两者的矛盾，国际原油价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8年7月，国际原油价格超过140美元/桶的水平；而2009年初急剧下跌到40美元/桶，及至2009年7月又反弹至70美元左右的水平。如果用同比的口径与去年的水平相比，国际原油价格下跌50%；如果拿2009年7月与年初的价格水平相比，则价格反而是上升了70%多。虽然原油并不是消费品，但是这个比较方式的差异，同样适用于解释CPI的同比—环比结果差异。

　　CPI变化的结构性特点和主观感受的有选择性

　　从CPI统计所包含的八大类商品指标来看，2010年1月至9月，只有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上升较快，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分别为6.1%和4.1%；但烟酒及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这些类别的价格指数则相当温和；而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更是出现了价格水平的同比下降！可见，消费者的主观注意力可能过多的集中于不利的一面，而对有利的一面却关注不够。而CPI的统计是针对消费品的一般物价水平，其与有选择性的主观印象，当然不免会产生分歧。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普通居民对物价感受也有自己的一个商品篮子，这个商品篮子与统计局设计的具有重要的差异：普通居民对物价的感受篮子当中潜在的含有了房价。尽管房价直接计入CPI是不合理的，而且国际劳工组织(ILO)编制的CPI国际准则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居民对物价朴素地、直观地感受就是包含了高涨的房价水平。因此，主观感受也不免与统计指标有一定的偏离，这些都是需要加强宣传和解释的；同时也需要这方面统计口径的进一步改进。

　　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对物价有不同感受

　　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对物价有不同感受，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对货币的边际效用，要低于低收入者。也就是说，钱对低收入者更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同物价水平的上升，低收入者会更加敏感。而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则增加了对物价敏感的家庭数量。第二，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具有不同的商品消费权重。通常穷人的支出当中，食品支出比例会相对较高，而食品项恰恰是所有消费品分类当中，波动最大，上涨最快的。因此，由于消费权重的原因，低收入者对物价的敏感程度也会明显大于高收入者。此外，通胀往往伴随资产价格的上升，而高收入者则往往是受益者，因此其对通胀敏感性相对更弱了。

　　中长期因素难逆转

　　□国信证券宏观分析师 吴土金

　　在资源、能源、土地等稀缺资产价格大幅上升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承认正是充裕的劳动力供应和中低端劳动力价格的刚性，构成了压低国内通胀水平的主要力量。在经济增长对信用和投资扩张依赖度上升，货币超发局面难以实质改变的情形下，全球低利率，大宗商品的日益稀缺，以及劳动力拐点的逐步显现，这些中长期要素禀赋的变化将会显著地推高国内的通胀水平，未来政策调控的难度日益加大。

　　发达国家长期的低利率、高赤字蕴含着流动性泛滥的风险。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总需求对信用扩张过度依赖，整体负债率过高，民间信用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问题，为了摆脱经济低迷和通缩的风险，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基本都走上了扩张公共信用，制造赤字和降低利率的不归路。当前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为84%，家庭债务规模占GDP比重93%，庞大的债务存量和疲弱的偿息能力剥夺了美联储的加息空间，这也正是美联储在本轮复苏过程当中迟迟不敢加息的根本原因，而亚洲出口国的显著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恰好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为全球的低利率创造了客观条件。虽然中国等负债率较低的国家在本轮复苏过程当中采取了加息措施，但随着内需的疲弱和企业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和资金成本实际上也处于稳中趋降的格局。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美元高赤字、低利率格局的延续，尤其是美联储不断的量化宽松措施，正在引发人们对纸币的普遍不信任感，这和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脱离金本位多少有点相似，一旦这种对纸币的不信任和较高的纸币贬值预期显著成型，通胀就会从“预期”演变为“事实”，尤其是那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抗通胀资产，将会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

　　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的潜在供需缺口加大，稀缺性增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美等新兴市场已成为全球大宗商品消费上升的主要动力，在全球对大宗商品消费量不断攀升的同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资源、能源产量的停滞和供应紧张。在大宗商品消费量可以预见地不断上升的同时，大规模替代资源尚未出现，原油、贵金属等稀缺资源增产日益艰难，产量停滞甚至下滑，其供需缺口的拉大必然会造成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升。

　　国内信用过度扩张货币超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升将全面推高通胀水平。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以及自身特有的经济金融体制，国内一直存在着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信用和投资的高速扩张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过去几年的流动性泛滥和产业资本回报率下降已经造成了国内土地、房产等要素价格的暴涨，但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应”和政府对主要能源、资源价格的管制，中国在过去十多年一直保持着较低的通胀水平，并输出低价的制造业产品稳定了全球通胀水平。但目前来看，国内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0%，80年代出生的劳动力供应高峰正在消退，新增劳动力的减少正使得劳动力价格弹性增大。一方面，工资上升加快正在一波接一波的“民工荒”浪潮当中显现出来，劳动力和土地、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将共同推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转化为消费终端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力的稀缺表现为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主导CPI走势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加快。而政府对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理顺的要求以及节能环保成本的提高，都会对物价上升形成额外的推动力，在劳动力价格弹性增大的情形下，过度的信用扩张将越来越明显地转变为真实的通胀感受。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过去高增长、低通胀的要素禀赋特征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高房价和潜在通胀压力增大将成为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绕不开的两大约束，在国内产能普遍过剩和需求结构严重不平衡的情形下，政策约束的增强意味着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减弱，而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将使得未来外需的增长趋于平缓，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通胀较高，增速较低的“小滞胀”特征。

　　明年压力有增无减

　　中国光大银行资金部宏观分析师 盛宏清

　　2011年通胀压力较2010年增大，预计全年CPI平均为3.23%，其中翘尾因素1.3%，新增因素1.93%，上半年通胀高于下半年。

　　首先，食品价格上涨将继续引领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上行。食品在我国CPI编制体系所占的权重最高，接近三分之一，食品价格走势对总体CPI的走势具有决定作用。近几年我国粮食连续丰收，但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有意提高小麦、玉米和大豆等粮食的收购价格。市场粮价必将随着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上升而水涨船高。与粮食价格变化相对平稳不同，猪肉和鲜蔬的储存周期短，市场价格受供需变化的影响很大，因此猪肉和鲜蔬的价格波动异常剧烈，甚至能在短期内翻番。

　　其二，居住价格上涨趋势也在延续。居住在CPI商品篮子中的权重约为17%，仅次于食品，主要包括租房的实际房租，自有住房的房屋贷款利率、物业费，建房及装修材料，水电、燃料等。房价居高不下致使居民对租房形成刚性需求，加之居民对国家近期实施的房屋调控政策持观望态度，推迟购房，房屋租赁市场需求旺盛，房租上涨压力加大。自2010年初房租同比增速就大幅上升，7月、8月和9月房租同比上涨分别达5.9%、6.5%和6.7%。此外，房屋贷款利率上升推动居住价格上涨。另外，为了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政策以及水价上调等因素也将在未来进一步推高居住开支。

　　其三，受国家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等政策影响，劳动力工资上涨已成趋势。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10.1%，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18.7%，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新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表明国家经济决策已经在向促内需和重民生的方向转移。工资上涨将推动产品生产成本整体上升，特别是农产品以及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价格的上涨。另外，工资上涨将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需求上升。

　　其四，目前欧美经济已处于从低谷向上的转折点，美元持续走软，大宗商品、原材料及能源等价格可能持续上涨，从而导致国内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并逐渐向下游传递，推高下游商品价格。

　　发达经济体为刺激经济有意启动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中国货币膨胀的重要背景，其新投放的货币必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预计短期内热钱流入的趋势不会改变。热钱加速流入导致外汇占款增加，市场流动性过剩，将进一步推高国内货币存量和通胀风险。

　　高增长低通胀时代一去不复返

　　薛涌

　　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和产品，使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维持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经济局面。

　　□薛涌

　　我们正处在一个通胀时代的新起点上。这种通胀是结构性的，是2007年通胀的延续，是国际经济重组的长期效应，不可能因一两次经济衰退而逆转。

　　这次通胀浪潮与以往不同，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某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而在于全球化进程。也就是说，这种通胀很可能超出某个政府的控制能力。我把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从通胀的角度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低通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高通胀阶段。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和产品，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维持高增长和低通胀。要知道，一般而言，经济高速发展总会带来通胀。高增长和低通胀即使不算反常，也属罕见。美国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解释，中印进入世界自由市场体系之后，在10年左右的时间为全球经济输入的劳动力就有好几亿。这是史无前例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如同一切商品供给的增加一样，必然会压低劳动力本身的价格。在过去，美国经济一高速发展，各种公司就竞相雇人，导致劳工紧缺，从而抬高了劳工的工资。到了9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但因为中印两国廉价劳工的存在，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工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自己的工作不被外包到国外就算不错了。所以其工资无法像过去那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上涨。当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承担了一般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时，这些产品的价格自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走低。这就是所谓的低通胀阶段，是由全球经济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但当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大幅度提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原料的上涨。同时，美国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把大量农地用于种植玉米，以制造乙醇等绿色燃料，侵夺了食品生产的资源。中印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劳动力的价格逐渐变高，也使世界1/3人口的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食比重大增，养殖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开始和人争夺农地。这些因素，自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石油、矿产、农产品等等，几乎无所不涨。而且这一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逆转。这就是我所谓的高通胀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07年就提高了35%，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产品开始变贵了。西方不少人说，中国已经从输出低廉产品抑制通胀，走向输出通胀。

　　此种言论未免以偏概全。其实，在输出通胀的同时，中国进口的通胀恐怕更多。在2003年到2007年全球铜需求量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64%，在铝需求的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70%，锌需求的增长则有82%是中国经济所推动的。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出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

　　如果这样的通胀得不到抑制，老百姓即使工资上涨，实际收入也并不会增多，甚至可能会造成购买力下降。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抑制通胀，短期可以应急，长期则可能造成短缺经济、地下经济，最终得不偿失。

　　通胀并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关乎制造业生存的问题。如今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工业革命前期非常相似，但现实条件则十分不同。首先，就国内市场而言，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对民生的影响特别大。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

　　全球经济的扩张，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给制造业带来的不是降价的条件，而是加价的压力。再次，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不能适当回落而维持老百姓购买力平衡的时候，整个生活费用就会显著上涨，促使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更会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从长远看，能源、原材料、劳动力都看涨。所以，对于通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应对之道。

　　作者简介：旅美学者，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著有《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怎样做大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