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对于将近900家国有股的减持，应由国资委进一步组织安排对他们减持价格信息的制度性约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在本报举办的证券市场年会期间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刘纪鹏认为，大小非减持是中国资本市场本身内在的矛盾，此时此刻不能让股民一方面去承担融资再融资的重任，另一方面，又让他们去承受大小非减持高额套现的挤压，这种双重挤压是投资人很大的威胁。因此对于将近900家国有股的减持应该由国资委组织进一步安排对他们减持价格信息的制度性约束。对于民营企业一股独大，大小非的减持也必须要通过信息的披露提前公示，通过信息的透明度来约束他们。

　　对于当前热议的国际板，刘纪鹏认为，“对国际板的问题要适当慎重。除非外商到中国来挂牌，用筹集人民币换成美元投到境外项目上，从而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压力。如果国际板到中国来只是要筹集内资，中国的资本市场承受不了这种重负，所以国际板应建议延后。但他认为，开设国际板解决红筹股回归的问题是可以考虑的。

　　对于股指期货，刘纪鹏认为，从目前来看，股指期货已经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把握好度，还是应该尽快推出。但在最初最好能够对其规模品种能够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而不是一下把门槛放的过低。在他认为，应“重在开通，不在规模。”

　　此外，刘纪鹏还表示，以中国的成长性来看，4000点对应35倍到40倍的市盈率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从目前来看4000点实现很难。他指出，必须推动积极的股市政策，我们需要资本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希望通过直接融资能够替过渡的银行信贷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