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延承认，“短期看，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在大豆战争中一度被认为缺乏战略意识和长远考虑。2004年前后未能及时阻止国际粮商直接或间接控股国内大量压榨企业，导致为转基因大豆大开其门。

　　“为争取主动和长远利益，中国必须学会参与到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刘登高说，“从短期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政府对当地大豆企业的合理帮扶、还有国家对非转基因大豆消费市场的引导，都有可能帮助中国大豆走出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可能是转折的关键。”

　　“外人通常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含量小于进口转基因大豆，同时又缺乏价格优势，”刘登高说，事实上，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有300多个品种，从高油到高蛋白的高产品种不一而足，可供选择余地极大。

　　“问题出在中国的农业组织体系上。”

　　1980年代的包产到户激发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潜力，但是，由于分散经营种植，中国农户缺乏进一步的联合，不能形成生产和销售的合力。从散户手中收购的大豆不但平均质量无法达到加工企业的标准化需求。经过四、五层收购商后，“每个环节使价格上升0.1元”，大豆采购成本至少上升了20%～30%。

　　Ben Zeehandelaar此行，和他的同伴来到了扎兰屯市雅尔根楚(在蒙语中，雅尔根楚的意思是森林茂密)五道沟村，这里315户人拥有的耕种总面积为8040亩，其中有3000亩是大豆，五道沟村人均占地8亩。过去，家家户户对大豆品种的选择和种植都有自己的一本账。不同的大豆品种和分散劳动带来产量良莠不齐的问题，无法取得规模效应的小农户不得不按零售价高价购买农资，不能进行统一耕种和病虫害防治，在出售农产品时也只各自坐等收购商上门收购，毫无议价能力。

　　与南美四个主要生产国——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大规模种植单一品种转基因大豆的情况相比，中国人多地少。

　　工作地位于阿根廷的Ben Zeehandelaar解释：“南美最小型的农户一般占地三四十公顷(1公顷=15亩)。”但在2005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从2003年的1.43亩降至1.4亩，这个数字仍旧在不断下降。

　　逆转

　　200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逆转。

　　五道沟村成立的凤鸣种植专业社中，全村290户有7900亩地入社，占全村耕地总面积98%。对普通社员来说，合作社最现实的好处在于，村民用土地入股后，统一种植统一收获，一改过去小农户分散作业时在市场上被迫用零售价购买化肥、农药的方法，集体购买农资，成本得以降低。对这里每亩地每年净赚200元的农户而言，“每袋化肥能至少便宜10元”。

　　“我们在大豆播种示范基地里做了些实验，”凤鸣种植专业社合作社的负责人说，他们把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建议采用的各品种大豆在试验田中做了比较。

　　这使得社员得以更为直观地通过商议选择更适合市场需求和本地土壤的大豆品种统一种植。随后，田间作业管理随之趋于标准化，大型农机设备则得以在规划化的土地耕种中应用。而RTRS的试点则必须选择这种有规模的大豆田——只有规模化才使得各类标准和参数具有推广的意义和基础。

　　“通过机械化耕作后的地抗旱抗涝，亩产至少能增加10到20斤。”宏盛大豆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对Ben Zeehandelaar说。

　　“改良品种如果让大豆的含油量提高1个百分点，1吨大豆就能多压榨20斤油。”

　　“这也方便了压榨企业的收购和定价。”根据王玉臣回忆，通过10年时间培养和零散豆农之间的“定单农业”关系，淳江油脂覆盖了内蒙古地区的10万多户豆农，每年从12月开始到来年4月，必须挨家挨户和农户签订收购意向协议。协议数量之多，最后不得不用麻袋打包后放在面包车上拉着走。

　　这种方式不但烦琐，而且因为定单太过分散，小农户抗灾能力有限，信用薄弱，给企业带来很大风险。通常，遇到一部分资金不足的小农户，由于农村信贷体系极其不完善，淳江油脂还要先付部分款。

　　2004年前后，内蒙古地区大豆遭遇灾害大幅度减产，豆农无法还款，淳江油脂有近百万元变成了坏账。2008年之后，与之打交道的众多小农户基本被覆盖在新成立的200多个合作社下。合作社有法人资格，不但能够享受国家各项税收优惠，也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它可以将零散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生产和销售农产品，有能力的合作社能承受企业的账期——企业和农户之间有了一个缓冲层。

　　“这使得当地加工企业的工作变得简单些了。”王玉臣说。未来，企业就可以统一开出更有诱惑力的收购价码。比如，蛋白或者油脂含量高于自己要求1个百分点，每斤多付农民0.1元。

　　“统一改良品种和种植方法后，企业和农民都获得了一块纯粹的增量。”

　　但这一切，只是单纯从农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提高中国现有1.4亿亩大豆的生产效率——实际上，中国的大豆市场已经开放，中国的进口量远远超过自产量，而大豆的定价权并不在中国。

　　在这个市场中，唯一有能与国际粮商博弈的力量是政府。但如果没有正确引导和保护政策，激活农业产业机制后，豆农、本地压榨企业这个产业链条即便顺畅，各方也未必能从中获利。

　　“没这么简单。”Ben Zeehandelaar在其大豆之旅中，反复地被告知。

　　细分

　　这时候大豆迎来第二次市场细分的机遇。

　　由于大城市中的人们开始对鸡蛋和肉类中的健康绿色食品有明确要求，淳江油脂生产的非转基因豆粕和饲料在销售给德清源这样的企业时供不应求，比转基因产品每吨贵出100元。

　　反之，在豆油方面，因为大部分来自国内和国际粮商控股加工企业的豆油都是转基因产品，利益导致绝大多数企业(也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之间的区别缄口不言。国家、企业都不明确加以引导，人们对此认知有限，自然只认价格。

　　“随着国际上在大豆行业引发要求在生产销售每个环节里实行生态保护的风潮，整个国际市场都处于再次细分的过程中，”安延说，“‘环保’和‘非转基因’这样的标签，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截至2005年，南美洲的大豆种植面积增加了约1亿公顷，而且这一数字每年还在以高达5%的速度增长——这是砍伐森林和开垦荒原的结果。但RTRS和各式各样的NGO组织开始在南美阻止大豆生产者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非法占用公共土地、将小农场和土著居民的土地用于生产大豆及违反劳动法等行为。

　　各方的努力和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引导了大豆几个主要出口国的转变。南美热带雨林被破坏的速度减慢了。从2004年开始，巴拉圭政府通过了“零森林砍伐条例”，禁止东部森林改造与转变为他用。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该地区每年森林砍伐量下降了85%。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利他行为，而是市场和政府行为结合的结果。

　　在巴西，种植者和政府其实都已经意识到，实行正确的生态保护政策可以提升大豆和其他作物的价值。他们正准备对大豆市场进行细分：将其中一部带有“生态维持认证”(Eco OK)标识的产品定为高价，专供绿色消费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美国和其他富裕地区有环保意识的买主；另一部分则是低价的非绿色初级产品，销往较贫穷的地区——高端、高利润市场将以巴西为主；其余的部分则留给美国之类的国家。

　　“在第二轮市场细分的风潮中，国家对国产大豆和加工企业的扶植手法，能体现出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前瞻性，”刘登高说：“中国必须学会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更为娴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对此，政府已经做出反应：农业部2008年发布的《大豆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去掉了“高油”两个字——政府意识到国产大豆目前的竞争力在食用而不是豆油方面。像维他奶、珠江桥酱油这样加工非转基因大豆的食品集团，已经纷纷在大豆产区圈地。

　　比如，维他奶宣布将投资不少于4000万元在东北筹建天然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基地；比利时的Alpro公司(该公司只制造与大豆有关的食品)则已在2009年在吉林省建立了一个面积为几百亩的非转基因大豆种植试点。

　　同样是收储，大豆协会建议国家向东北油厂支付加工费用，让油厂将国储大豆加工成豆油、豆粕由中储粮回收，解决东北油厂停工停产问题，拉国产大豆一把。对豆农的补贴，专家建议政府也可以部分借鉴国际上成功的例子，总结出更适合中国的方法：比如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政策支持是在1980年代后期实现了市场化方向的调整，大量减少国家农产品的储备，增加同农产品生产脱钩的“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世易时移，在二次细分过程中，大豆标准里的中国声音才会真正传出来。但这过程，正如Ben Zeehandelaar所知的，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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