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至今已确认涉鼠的19位基金经理 >>>点击查看大图

　　基金鼠患：物是人非事事休

　　“鼠患”成因，自不仅是道德和贪欲，也与一拨系出同门的旧人陆续归隐、面子一说已关照不到新生代有关；如今，新的监管领导推行去权力化，这也是摧枯拉朽式“捕鼠”运动毫无忌惮的深层次动因。

　　《投资时报》记者  邓妍

　　四十年代的某一年，奥兰城里发生了一些罕见的事情。

　　这个城里的居民没预见到，发生在那年春天的一桩小事，是此后一连串严重事件的先兆。从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医生踢着一只死老鼠(这座城原从未见过老鼠)发端，到第二天死老鼠变成3只、第10天6231只、第13天8000只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

　　这个后来被许多人喻为人类过去曾面对、现正经历，将来仍无法幸免的各种灾难的象征和缩影的故事，叙述于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代表作、1957年诺奖作品《鼠疫》中。

　　眼下的中国基金市场，正上演加缪笔下的“鼠患”。

　　为何“老鼠仓”较以往如此高频发生？仅是大数据威力得以爆发？与曾搭建最初公募基金体系的证监官员退隐、执掌基金公司第一代总经理们(他们多具证监背景)逐渐淡出有无关联？基金公司为何概莫能外，均能以“老鼠仓”系基金经理个人所为而逃遁世外？有没有降低“老鼠仓”发生概率的可操作性建议、制度供监管者、法律制定者参考？

　　《投资时报》记者遍访基金公司高管及深谙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法律界人士，在他们看来，基金公司应就“老鼠仓”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主动问责、将基金公司等纳入证监会[微博]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引入证券民事赔偿机制、同时引入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倒置和公益诉讼机制等问题，是时候谈谈了。

　　摧枯拉朽式的运动

　　其实，这并非大数据第一次在基金行业发威。

　　14年前，震惊公募基金业的《基金黑幕》一文，即脱胎于中国证券市场建立10年后，第一份对机构交易行为有确切叙述的“大数据”报告。报告跟踪了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国内10家基金公司旗下22只基金的大宗股票交易记录，详尽分析出其操作行为存大量违规、违法事实。

　　14年后，大数据威力再爆发，基金业“鼠患”云图由此初步呈现：从前几年偶曝一两位基金经理涉“鼠”被罚，到刚过去的5月9日，证监会一顿子通报三起涉嫌“老鼠仓”案，过往仅有19位确认姓名的涉“鼠”基金经理人数，迄今已迅速逼近30人。

　　更可怕的还有，过去16个月里，证监会已受理“老鼠仓”线索38件，这意味着，人数、名单还会不断被刷屏。且案件性质更恶劣，涉案人员已由以往的基金经理个人，扩展到上游研究员、后台交易员，甚至下游的托管银行人员；涉及基金公司也不再是单一个体，而是风卷残云入十余家，并波及保险资管公司；涉案金额最大者，至十余亿元。

　　从目前纷乱复杂的信息可见，A股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规模曾长期雄霸第一的公募基金、名气最大的私募基金，一夜间概被曝涉嫌内幕交易。在这些尚无法证实亦未被证伪的消息里，前明星公募基金经理王亚伟、曾系“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徐翔所在的泽熙也被裹挟入内。

　　一场“鼠患”，由点向面，逐渐荡漾开去。

　　《投资时报》记者了解到，资管行业当下谈“鼠”色变，人人自危，谁都在揣测下一个被逮的“鼠”会是谁？一些基金公司已要求所有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上缴护照；有些更将边控范围延伸到离职基金经理；不少基金经理为避嫌，甚至纷从微信群中退出。

　　5月16日，两名券商研究员被边控的消息成为涉“鼠”新闻的新头条。记者同时获悉，“捕鼠风暴”中被投资对象的上市公司同样风声鹤唳。中原某省，监管部门配合交易所稽查上市公司的违规监管力度在加大，监管部门甚至暗示，与处于敏感期公司的董秘联系，尽量用座机电话，而不要用手机。

　　物是人非事事休

　　在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看来，“鼠患”爆发，除大数据系统发威外，原因之一与制度设计相关。

　　“有些权力被剥夺了却又不可执行，就像曾经有过公务员不可炒股的规定一样，只可规定不可执行。对于只会做股票投资的基金经理而言，限制了他们最重要的一条令自己财富保值增值的路径，我只能说这容易‘逼良为娼’。”

　　他建议在制度设计层面向海外一些市场学习，不限制基金经理买卖股票，但要求公开持股明细，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持股状态，使其阳光化、制度化。

　　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及的制度设计松绑讨论，过去十年从未停歇，但以往“老鼠仓”只星星点点，如今的高频爆发显然难用制度缺陷充分解释。

　　更核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

　　对此，这位总经理沉思良久。

　　他向《投资时报》记者坦陈，还在于“人”和以前不一样。

　　“十年前，负责基金公司投研体系的人多为六十年代生人，他们经历了更严格的职业成长路径，更为谨慎、也更注重职业操守。现在‘出事’的这批孩子基本都是80后，年轻气盛、不谙收敛，再加上现在比拼财富的风气、房贷压力等，容易造成一些人不择手段。”

　　再进一步，敏感的核心还有，目前主司基金业监管的官员、掌管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均与以往不同，“这个话题很敏感，却不无道理。”

　　从证监会分管基金行业的负责人变迁大致可见，基金业先后经历了王益、桂敏杰、姚刚、张育军等主管领导，其中桂敏杰分管时间最长。

　　数位基金公司高管此前曾向《投资时报》提及，早年间，基金公司总经理、督察长不少由分管领导面试并安排。而公开信息亦显示，不少总经理和督察长直接出自监管体系。

　　据《投资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有40名基金公司的高管曾在证监会或交易所任职，这40人散落至基金公司后，分别蜕变为两位董事长、两位副董事长、15位总经理(其中泰达宏利原总经理缪钧伟曾先出任海富通副总经理，李振伟先后在万家任总经理、督察长)、6位副总经理和17位督察长。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证监会官员下海到基金公司的鼻祖为原博时基金[微博]总经理肖风。肖风1993年进入深圳市证管办工作，1998年4月1日起开始筹建博时。

　　与肖风同在基金业草创期下海的还有南方原总经理高良玉等。此外，泰达宏利原总经理缪钧伟、国投瑞银原总经理尚健、交银施罗德前总经理莫泰山、招商原总经理成保良、万家前总经理李振伟、金鹰前总经理殷克胜以及现任的中欧总经理刘建平、汇添富总经理林利军、国泰总经理金旭、鹏华总经理邓召明、光大保德信总经理陶耿、华泰柏瑞总经理韩勇、国投瑞银总经理刘纯亮等均出自监管体系。

　　40名高管中，出任督察长的人数最多，达17位。包括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原处长林海中空降国泰、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原法制工作处处长薛珍空降华安、上海监管局原副处长范伟隽空降富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原副处长李修辞空降国金通用，以及曾在证监会任职的周浩空降国联安、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杨小松空降南方等。

　　其他督察长还包括平安大华肖宇鹏、融通涂卫东、长城车君、景顺长城黄卫明、广发段西军，以及2013年离职的长安张洪水、2013年7月离职的国海富兰克林李彪、2013年10月离职的德邦唐涵颖、2012年离职的天弘吕传红。

　　引起《投资时报》注意的是，对公开信息的统计可见，如今，这40名高管仅余18位在职，其余均离任。

　　在上述基金公司总经理看来，“鼠患”成因，自不仅是道德和贪欲，也与一拨系出同门的旧人陆续归隐、面子一说已关照不到新生代有关，如今，新的监管领导推行去权力化，是摧枯拉朽式“捕鼠”运动毫无忌惮的深层次动因。

　　民事赔偿不该有特权企业

　　如果说此前，投资者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他们发觉，这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

　　举例不难。5月9日被证监会通报的原海富通基金黄春雨、原嘉实、上投摩根基金欧宝林和原华宝兴业基金牟旭东涉“鼠”案背后，是这几人在任时业绩普遍低于同类平均水平，其继任者接手后，业绩亦无明显起色。

　　一个更让观者都觉得疲乏的现象是，无论是基金公司、还是初涉“鼠”案的保险公司，危机处理都颇为相似。每每旗下曝出“鼠”案，相关公司都会一致同声，强调此系“前基金经理”所为，目前相关人等已离职，与公司无关。

　　“基金公司采取的这种处理方式、使用的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藐视社会智商。”一位早年间即卸任深圳基金公司高管的人士言下颇为愤慨。

　　从事证券民事赔偿案多年的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也认为，基金经理只是代表基金公司管理产品，他们出了问题，基金公司不应免责。

　　且从法理上看，宋一欣向《投资时报》强调，基金公司和投资者是一种信托关系，受托人出了问题，无疑应该公告并进行风险提示，而不能像现在这般简单推卸了之。

　　“不是抓一只老鼠，仓就干净了。”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副主任研究员刘俊海5月15日向《投资时报》记者强调，频繁曝出的“老鼠仓”案件，至少暴露了基金公司存在用人失察、内部风险控制失灵、投资者风险警示机制失灵等三大问题。

　　在他看来，“鼠患”已严重贬损了基金行业的公信力，“基金行业最重要的是人，而比人更重要的，是公信力。我个人认为，要想维护住基金公司的品牌，就要做好两件事，才能壮士断腕。”

　　刘俊海开出的药方，一是加大追究基金经理的法律责任，二是让基金公司就“老鼠仓”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进行主动问责，“必须让基金公司有动力、有压力去发现‘老鼠仓’，消除其存在的制度土壤和文化土壤。”

　　他希望基金公司赶紧扭转“舍卒保車”做法，坦诚面对问题。在他看来，“老鼠仓”的发现概率偏低，不可能做了都能发现，因此，仅加大基金经理处罚无用，应让基金公司在经济上承担赔偿责任，才会与基金经理一样感觉“疼”，才能触动基金公司参与到治理当中。

　　同时，身为基金公司“一把手”的总经理更应“自罚三杯”，应发布致歉信，而非现在这般推的一了百了、孑然世外。“只有这样，才能让投资者认为你值得尊重。”

　　刘俊海建议，可将基金公司纳入证监会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若旗下曝出“鼠”案，就应计入其信用记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基金公司监管老鼠仓的失信成本，把好用人关、内控关。”

　　此外，多年来不遗余力持续推动证券民事赔偿进程的刘俊海亦指出，要在基金业引入民事赔偿机制，“它应不仅针对买股票的投资者，也包括基金持有人。”

　　刘俊海加重语气表示，民事赔偿机制不该有特权企业，且对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等主体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此外，还应像保护消费者一样，在基金投资链条中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并可考虑接入公益诉讼机制。

　　“这些手段，将可降低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成本，抬高基金行业的犯错成本。”

　　一个巧合是，京城时隔近十年，近期重将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家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搬上话剧舞台，已三次出演女主角的冯宪珍梦幻般的感受恰能投射当下“鼠患”。

　　“这个戏一开始非常温馨，男女青年享受阳光歌声，但突然变成了枪声。查明哲(导演)用的手段好多都是你想不到的，包括吕茜弟弟死时用的歌剧《托斯卡》，我们在台上听，都控制不住自己的颤抖。这就是萨特，他把每个人推到角落里，让你没有地方可逃。”

　　“鼠患”风暴，就像一场陨石雨，最后坠落的那块最大陨石、那颤抖最为猛烈的，将会是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