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公募基金业再度传出大佬离职的消息。这一次，是位于上海的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

　　在过去几年，基金公司大佬纷纷“挂印而去”，而如今，高管“离职潮”在中小基金公司身上“越演越烈”。

　　5月14日，成立仅仅三个月，一只产品未发售，一切还未步入正轨，前海开源基金的总经理苗荣祥就以“个人原因”四个字匆匆离职，他的离任，也刷新了新基金公司总经理任职的最短期限纪录。

　　在众多光环背后，基金公司老总的“动荡”，成为更为牵动人心的话题。以人为本的基金业，最重要的是优秀团队的稳定。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一家基金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通常为一、两个亿，但这一、两个亿往往决定一家基金公司的命运，进而影响到千百万持有人的利益。持有人把上百亿、上千亿的钱交给基金公司打理，却不能用手投票。

　　股东方希望短期盈利的心态，主导着基金公司的命运。他们寄望总经理文能懂管理有经验、武能懂投资抓业绩，上任就能给公司经营带来实质突破。而在行业发展的瓶颈期，总经理依然需要背负各种考核的“大山”，重压之下，一切都会变形，所以能够看到，太多的总经理在一个较短的考核期内，做着那些着眼短期的决策。

　　诚然，毋须否定资本的力量，但对人的重视，该如何体现？资本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谁来为基金公司高管减压？让其有更长远的目光，为“基业长青”做出决策！

　　⊙本报记者 吴晓婧

　　“60后”遭遇动荡魔咒

　　5月14日，成立仅仅三个月，前海开源基金的总经理苗荣祥就已匆匆辞职。

　　苗荣祥的离开，也刷新了新基金公司总经理任职的最短期限纪录。而他的“闪电”式离职，也仅仅是中小基金公司高管“离职潮”的一个缩影。

　　对于2010年之后成立的一批新基金公司而言，首个三年考核行将结束，这批所谓的“60后”基金公司，开始不断地遭遇“动荡”的魔咒。

　　所谓“60后”，是指中国基金成立序列中第60家以后的基金。自2010年7月，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在时隔两年的暂停审批之后，成为第61家基金公司，迄今为止，加上5月16日获证监会批准设立的道富基金，已诞生21家“60后”基金公司。

　　然而，不到3年的时间里，上述基金公司近三分之一的总经理已经发生了变更。

　　2012年5月，长安基金发布一则公告：公司总经理曹阳离任。而长安基金公司在2011年9月才刚成立，这意味着原总经理曹阳任期不到8个月。

　　2012年6月，成立于2011年6月的方正富邦，宣布原总经理宋宜农离任，任职不到1年。

　　2012年7月，成立于2011年10月国金通用，宣布原总经理王文博离任，任职不到1年。

　　2012年12月，成立于2010年6月的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宣布原总经理胡斌离任。对于胡斌的离任，有业内人士表示，主要原因是股东方对业绩及胡斌所交出的“成绩单”不满。

　　2013年4月，财通基金[微博]陈东升离任。对于这家新生代的“黑马”基金公司，陈东升的离职，更多的原因在于任职期已满，很快就将迎来“摘果子”的时机，但他却选择离开。

　　对于“60后”基金公司而言，没有“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反而面临着行业的整体性难题：财富效应缺失遭遇信任危机、市场竞争越发白热化、渠道优势薄弱等等。

　　除了经营困局，“人才荒”更是困扰着公募“新军”，新公司高管变动的频繁程度显然已经超越了不少股东方的想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小基金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变得如此“动荡不安”？

　　“持续低迷的市场，小基金公司很难做大规模，在这个得人才者得一切的行业，小基金公司更是难以招到人才。与此同时，股东方对于基金公司规模、利润往往是有硬指标要求。在内外受困之下，有时候基金公司老总难免疲于奔命。”一位业内人士说。

　　一位离职的基金公司高管此前对记者感慨：除了压力之外，一些公司的人事关系也极其复杂，在这样的公司，创业激情终究会被消磨殆尽。

　　虽然基金公司总经理离职原因各异，但在一位小型基金公司副总看来，小公司总经理更多是因为难以完成股东提出的经营目标而“被迫”离任。

　　业内人士透露，年初新华基金[微博]总经理孙枝来离任，与没有达到股东提出的日均100亿规模保有量有一定关系。

　　上述人士感慨，完不成股东定下的规模、利润指标，许多基金公司的老总都不知道干完这一任期之后，自己会在哪里，这种状况肯定影响公司的发展，导致投资和管理行为短期化，最终是不利于保护持有人利益的。

　　总经理“缺位”的尴尬

　　一边是总经理的频频离职，另一边却是，业内对于既风光又高薪酬的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开始变得有些敬而远之？

　　2012年5日，信达澳银基金公司总经理王重昆[微博]离职。5个多月过去了，该公司总经理依然空缺，由董事长何加武代任。

　　对于王重昆的离开，公司公告仅仅用了“个人原因”四个字。但有知情人士表示，王重昆离开信达澳银，很可能是在利润目标上和股东没有达成一致。

　　业内人士透露，信达澳银基金公司的股东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资产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为上市做准备，自然对信达澳银利润有较高要求。

　　事实上，早在2010年时，信达资产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田国立就曾表示：“股份化改造是信达商业化转型的第一步，接下来要适时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择机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而2012年，信达资产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引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UBS AG、中信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Standard Chartered Financial Holdings四家战略投资者，由此可见，其离上市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信达澳银股东要准备上市，而如今离上市已近，对旗下子公司提出了较高的利润要求，但在行业大趋势并不乐观的背景下，信达澳银很难达到股东的要求。”上述人士坦言。

　　而另一个事实，亦进一步支撑了上述人士的判断。据了解，2012年，信达澳银基金年终奖大幅下滑，据有关媒体报道，下滑幅度甚至达到了30%以上。

　　“降薪之后，信达澳银的基金经理一年年薪也就在50万左右，而刚刚进入公司的年轻研究员，年薪也仅有十来万。”对于信达澳银明显低于业内薪资水平的现状，上述人士表示出了一丝担忧，“这样的薪资水平很难留住优秀的人才。”

　　对于这样的薪资水平，也很难招到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有董事长代理基金公司总经理，并不在少数。

　　包括南方基金、光大保德信、新华基金和前海开源等在内的4家基金公司，都是由董事长来代任总经理一职。

　　而随着基金管理公司的扩容，“高管缺位”的现象可能会愈演愈烈。此外，基金公司股东对于总经理的选择，其条件也可谓“苛刻”。

　　一位前十大基金公司总经理曾透露，基金公司股东方理想中的总经理人选，是文能懂管理有经验、武能懂投资抓业绩，上任就能给公司经营带来实质突破的人选。

　　而依着上述两个硬性条件初步过滤，符合的人选寥寥无几。

　　上述总经理坦言，真正理解基金业、并且具有长期公募基金管理经验的将帅其实不多，而这些久经市场磨炼的高管们历经基业沉浮后，不少退意萌生。而一些能够胜任的人中也未必愿意接手这个“烫手山芋”，尤其是做投资的就更不愿意来做这个“苦差”。

　　“对于小公司总经理，百来万的年薪，相比其承受的压力，而遭遇的‘夹板气’而言，显得得不偿失。”一位小型基金公司副总坦言，在总经理一职的高压下，我宁愿选择做一个副总。

　　股东“强势”要利润

　　总经理“缺位”的尴尬背后，折射的是基金公司股东对于利润的“苛求”，而在行业景气度下降的背景下，基金公司为股东赚钱的能力正在减弱。

　　即便是这样，个别小基金公司的股东，依旧提出了更高的利润指标。

　　如果盘点一下2012年基金公司的盈利状况，则会很清晰地看到，小公司的生存压力进一步凸显。

　　据统计，在可比的42家基金公司中，有27家2012年净利润同比下滑。从利润规模看，去年42家公司整体盈利51.67亿，相较2011年62.30亿的水平进一步下降。

　　单看小基金公司，大摩华鑫2011年亏损1904.08万，2012年亏损3756.78万，亏损进一步扩大；金鹰基金[微博]2011年净利润为115万，而去年亏损了556.00万元；益民基金虽然去年实现净利润780.05万，但相较2011年2016.22万的净利润水平，下滑幅度亦高达61.31%。

　　统计还显示，“60后”基金公司生存堪忧，在去年出现亏损的13家基金公司中(包含1家不可比公司)，安信基金、国金通用和富安达3家亏损最巨，分别达到4750.78万、4575.13万和3878.03万；此外，方正富邦、长安等中小公司也出现不同程度亏损。

　　除了银行系基金公司以外，其他基金公司开董事会时，股东的责难都不少。大基金公司日子，也未必会好过。一家大型基金公司副总经理此前表示，行业排名前二十的基金公司中，除去银行系基金公司，多数基金公司在利润增速上均出现了显著放缓。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部分基金公司股东，依然提出了更高的利润指标。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宝盈基金[微博]董事会对于2013年的经营目标有了更高的要求，即收入增长30%，利润增长20%。

　　事实上，宝盈基金旗下两只基金靠着优异的业绩表现，在今年实现了规模的增长，但对于这样一家小公司而言，上述经营目标带给公司管理团队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

　　在艰巨的利润指标下，部分基金公司年终奖大幅下滑。其中，不乏规模处于一线的大型基金公司。

　　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透露，“对于2012年的经营目标，股东相当不满意。公司的年终奖，也一拖再拖，据说是非常低的。”

　　深圳一家中型基金公司人士也透露，由于年终奖降幅过大，且迟迟不发，公司人员流失过大，考虑到团队的稳定性，公司仅仅对于个别优秀的员工加了一些薪水。

　　业内一家长期业绩表现不错的基金公司人士透露，公司净利润连续几年下滑，而2012年也没有达到股东方的要求，年终奖本来是要大幅下降的，但公司管理层却主动将自己的年终奖的一大部分让渡了出来给普通员工。

　　此外，据了解，基金公司各种预算卡的越来越紧，各种广告、持续营销费用较之去年直接减半，而部分中小型基金公司的新基金发行甚至被迫实行“裸发”。

　　对于基金股东强势“要”利润的现象，一位业内资深的基金分析师认为，和股东对公司发展理念的协调，是基金公司高管目前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股东对于短期利润的坚持，常常会让基金公司的老总在坚守的道路上看不到曙光，甚至会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情，最终在这种讨价还价中，还是带着一肚子怨气离开公司。

　　“弃公转私”的无奈

　　光环不再，公募基金业已陷入“围城”。随着证监会继续发放新公募的“准生证”，行业扩容进一步加速。相对于先行者们，后来者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更加堪忧。

　　“在今年的这种竞争环境下，小公司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如果不是因为还叫公募基金，我们今年打算一只公募产品都不发，因为根本发不起。”一位中型基金公司的老总感慨。

　　银行的强势地位始终难以撼动，发得越多，亏得越多，似乎成为行业难以破解的“困境”。面对越发越亏的困局，一些小公司甚至不得不放弃新基金发行。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宝盈基金未曾发行过一只新基金。而上一只新基金的发行，已经是2011年9月份。

　　此外，2012年，在“轰轰烈烈”的新基金发行大潮中，仍有包括宝盈、天治、华富、英大等在内的基金公司未曾发行过一只新基金。

　　而部分急于扩大规模的基金公司，选择了并不“合适”的产品发行。一家基金公司的市场部总监一脸无奈地表示，虽然公司知道今年权益类产品的机会更大一些，但仍然选择了发行债券基金，因为权益类产品很难发出规模。事实上，现在的债券市场的机会已经不大了，而股市基本还处于底部。

　　急于提升经营业绩的基金公司管理层，开始将专户视为突围的捷径。“我们对专户业务采取更为灵活的机制，尽量不让公司投入过多资源。”一位基金公司专户负责人表示，“虽然小公司的专户更多的是承接的通道业务，利润微薄，但这总比发行公募基金亏钱要好。”

　　从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了最新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数据来看，在公募基金遭遇全面净赎回的背景下，非公募业务却加速扩容。

　　具体来看，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QDII基金4月份均出现净赎回，分别减少了272.3亿元、74.4亿元、12.02亿元和10.72亿元。而仅仅货币基金规模增长了488.38亿元。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在公募基金萎缩的同时，非公募业务却出现了快速增长。4月非公募业务规模增加近800亿元，较3月份增长9.5%，成为今年以来最高单月增幅。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基金非公募业务共增长1492.14亿元。

　　不过，股东方也不愿意在专户业务上做大的投入，他们的考虑更为现实。在基金公司股东方看来，目前多数基金公司的专户仅停留在通道业务上，对于小公司而言，通道业务的规模更是占据了大头，对于这类风险和收益并不匹配的业务，不能作为小公司的突破点。

　　60后基金公司总经理变动一览　　

　　制表：吴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