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永明

　　近日，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基金公司等财富管理公司发行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乍看起来，是好事，很多人鼓掌、兴奋，觉得公募基金有戏了。

　　要我说，基金公司上市对行业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解放公募最大的力量是股权激励，不差钱对公募起不了多大作用。

　　监管层一直有个梦想，即把公募的规模搞大，但监管层一直没有透彻地认识到，像公募等财富管理行业，是以人才为本的，资金并不是核心。

　　因此发展这个行业的关键在于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不是有钱。但如何留住人才？可以绝对点说，没有比股权激励更有效的办法。

　　尊重人的自利性

　　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开篇就总结了十条准则，其一便是：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但对公募是否要施行股权激励，是有争议的。其中之一就是，基金公司的高管和基金经理的薪水都那么高了，还要股权，这不是挑战民愤吗？

　　可要知道，薪水和股权是两码事，如果薪水和股权二者取一，理性的人宁愿牺牲短期的薪水而要股权，因为工资只不过是用于支付账单的，而账单则会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消耗掉你的工资，如果一个人只把自己定位为挣工资，那么一辈子都会处在手停口就停的境地。

　　当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能接受这一现状，但对于基金高管和基金经理这群海归、名校出身的高学历人才来说，他们显然并不满足挣点口粮就算了，而是成就自己的事业。

　　想想看，王亚伟离开公募基金，去创办自己的私募公司，难道是因为华夏给的工钱少吗？当然也不是像王亚伟离职时对媒体说的，在公募受关注太高，出去调研的时候，常常还没有到上市公，股价已经闻风而动了。同样的，莫泰山去职交银施罗德、肖风离开博时也均不是薪水低。而是，他们都觉得，公募不是一份永恒的事业。

　　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著的《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所以今天依然被诸多人学习和研究，笔者认为，其最为关键的是，斯密全书是以人以及人性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现象的，而不是以经济研究经济。

　　经济现象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而人以及人性是不变的。比如他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属性。

　　如果斯密是对的，那么人的自利就该受到尊重。而公募基金在制度设计上，缺少的正是对人的尊重。

　　比如，《基金法》修订之前，不容许基金从业人员炒股；对股权激励问题，虽然敞开了口子，但目前为止，进展并不大。万家、东吴两家基金公司虽对股权激励有所破题，但均是对子公司而言，这就意味着，这些人要与母公司划清界限。

　　这种不平衡的股权激励，只能导致公募业务和非公募业务之间出现断崖式的割裂，因为能拿到股权激励的必然是公司的业务骨干，而拿到股权就要到子公司任职，显然极大地削弱了公募业务的力量。

　　股权激励是第一生产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募行业的第一生产力就是股权激励，因为这关乎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的大事。

　　首先，股权激励有利于改变当前极为不好的治理结构。

　　眼下，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并不是基金管理人、持有人和股东三方相互制衡，而是股东一方独大，在股东利益、管理人利益、持有人利益方面，股东利益是第一位的。

　　基金行业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特殊行业，股东利益第一显然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

　　我也听闻，这个行业是为老百姓理财，所以股东的背景、资信等均须强大，但这些并不是这个行业之所以神圣的理由，相反，过于偏重股东利益已使这个行业变得猥琐和不道德。

　　在美国，著名的富达基金公司(Fidelity)其实就不过是一家家族企业，而著名的惠灵顿(Wellington)也不过是个合伙制企业。

　　其次，股权激励能保证资产管理者的积极进取，有利于留住人才并吸引人才。

　　对一个职业投资者而言，拿到股权，这才能称之为一份事业；没有股权，即使薪水再高，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打工仔。有股权，是为自己干事，这时股东、持有人、管理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单纯的打工仔，关注的只不过是工资、奖金和职位，至于股东、持有人均与其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可以一家一家地数，每个公募公司里稍微有点名气的基金经理，后来基本上都去开办自己的阳光私募公司了，从最早的肖华、江晖、吕俊、石波、莫泰山、张翎、孙建冬，到因老鼠仓而被审判的李旭利、郑拓，无一不是。

　　笔者曾与其中多位聊过为什么他们要另起炉灶的话题，回答是清一色的：想干点自己的事业。虽然很多人也有承认在公募时的工作状态有让人怀念的地方，但终究不是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公募业的生存环境没有让人把一生都奉献给它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