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李光磊 近日，博时基金(微博)现任副总李雪松(微博)即将离职的消息，在业界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继分管投研的副总裁杨锐和首席策略分析师夏春离职后，又一位选择离开的博时大将。而与此同时，2012年上半年基金公司规模榜单上，博时基金已跌出前五名，这让基民们对该基金的未来业绩捏了一把汗。

　　放眼望去，这只是公募基金高管“地震”的冰山一角。今年7月以来全行业掀起了人事变动小高潮，很多高管和基金经理纷纷离职。业内认为，离职潮一波接一波，既打击了基民的投资信心，又不利于基金业的稳定发展，如何挽留人才，构建合理的激励机制考量着行业的大智慧。

　　人事“地震”愈演愈烈

　　就博时基金人事“地震”之前，7月26日，成立仅一年多的财通基金(微博)公司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黄瑞庆因“个人原因”正式离任。7月24日，长盛基金(微博)旗下的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基金(LOF)及同盛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丁骏离职。7月10日，中海基金投资总监吕晓峰离任，次日，中海蓝筹基金经理许定晴离任。可以看出，包括博时基金在内，7月份以来的基金经理人事变更中，涉及更多投资总监级别以上的高管。

　　有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今年以来基金经理变更的基金数量为363只，比去年同期提高61.3%。其中，7月份以来，就有66只基金之多，远高出上半年变动的平均数。另据Wind统计显示，截至8月5日，今年以来有39家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离职，共计66人离职，然而，只有1位基金经理是转投到了同行门下。

　　在基金行业中，人事变动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大规模的、高层次的人事“地震”无疑会给基金公司的发展和基民的投资信心带来较大的影响。“基金经理的变更在整体上使得基金规模缩小，基民‘用脚投票’来表达对于基金经理频繁离职的不满。”有分析认为。

　　有研究人士将所有基金经理变更记录对应的前后季度间规模增长分别汇总，再将规模增长记录与零值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三类基金均显著呈现规模负增长，而仅有货币市场基金经理变更前后的规模增长没有显著的方向性。换句话说，在基金经理变更一段时间后，基金规模较变更前缩小，这或许有悖于基金公司的初衷。

　　“近期的基金行业人事变动，一方面由于全行业基金产品的迅速扩容，需要增聘更多的经理；另一方面，基金行业的整体生存状况恶化，促使许多从业人员寻求更好的发展途径。”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基金经理日趋年轻化。数据显示，截至8月1日，工作经验在4年以上的基金经理仅为223个，而去年同期则为164个。今年以来，任职年限在一年以内的基金经理数目就达到了191个。

　　“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新基金经理缺乏经验，需要在实战中锻炼和培养，这会使基金公司承担一定的风险；二是长此以往，会导致整个公募基金经理队伍处于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不利于公募基金行业长期的发展。”有分析人士表示。

　　离职潮暴露行业痼疾

　　一直以来，基金经理的频繁变动被市场诟病。自2006年以来，基金经理辞职已屡见不鲜，然而，随着2007年10月份大盘的迅速崩塌，基金经理的离职便此起彼伏。2010年年中开始，不少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副总和明星基金经理纷纷跳槽，开启了新一轮的行业离职风潮。

　　正如某专家所说，“如果一个痼疾长期存在的话，一定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离职潮不断涌现再次暴露出了行业体制上的弊端。

　　一是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人才大量流失。“每个高管或基金经理都有离职的具体原因，但核心问题还是股东对管理层的不满意以及公司治理的弊病。为将优秀人才留在公募基金，需要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而给予员工股权激励，是吸收并保留人才的长效机制。”有业内人士分析称。

　　二是业绩不佳促使股东更换高管。“成王败寇”永远是基金业的一条铁律。目前，从基民的角度看，其对基金经理的信任度较低，普遍抱怨基金经理业绩不佳；而作为基金公司的股东，如果长期看不到利润和增长前景，自然希望通过高管团队的更换来改变现状。“本轮基金公司总经理的大规模离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公司在过去几年业绩无所表现，股东已经失去信心，希望通过更换高管来重寻增长。”华泰联合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王群航(微博)表示。

　　三是更有发展前景的机构不断“捕猎”公募优秀人才。在公募基金锻炼几年，然后奔赴更有吸引力的私募基金，成为当前公募基金经理的一个重要发展路径。当然，还包括近年发展更快、运作空间更大的产业基金、股权基金领域。“基金经理纷纷挥别‘打工’岁月，自谋事业，自己当老板，这也体现出公募基金行业吸引力在不断减弱。”有业内人士表示。

　　股权激励值得期待

　　行业如何留住人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公募基金业，也考量着行业乃至监管层的智慧。“基金公司制度设计上存在制约，如一直困扰基金行业的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个问题需要在《基金法》的框架下突破以及监管层的引导下才有可能解决。”智酷金融研究中心负责人曾表示。

　　事实上，早在2010年3月，交银施罗德基金(微博)公司副总经理谢卫在全国“两会”上，就提出建立有效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基金公司股权结构中得到应有体现，增强基金公司核心人员的稳定性，摆脱基金公司核心人员流动频繁的困境，推动基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昔日“公募一哥”王亚伟在离开华夏基金(微博)时曾表示，股权并非自己的诉求，但股权激励也很重要。“我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了很多企业的领导，他们对股权激励有强烈的诉求，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需要拿多少股权，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留住和吸引他们所青睐的优秀人才。”

　　几乎每位“大佬”的离开，都引发一波关于公募基金行业股权激励的讨论，对股权激励政策的呼声也愈加强烈。可喜的是，今年3月底，监管层相关负责人曾表示，5%以下的基金业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可能会放开。此外，正在修订的《基金法》中，也将基金公司的股权激励写入法律。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于2003年10月。由于当时基金行业刚刚起步，业内人士尚没有面临缺乏上升空间与股权激励等相关问题，加上当时业界对股权激励问题的争议较大，因此这一问题没有在《基金法》中体现出来。

　　而随着公募行业的逐步成熟，对行业核心人才，尤其是从业经历超过10年的高管或明星基金经理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借助股权激励来挽留核心人才，已成为业内共识。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曾公开表示，新的《基金法》最快有可能在年内出台。这或许意味着股权激励有可能在今年就成为现实，而困扰基金业多年的人才问题，有望得到缓解。